1972年，楊振寧第二次來華。有關部門批準鄧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舊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來木工，把鄧稼先的壹個舊書櫥打磨趕制，又匆匆裝上壹面穿衣鏡，使之壹天之內就變成了壹個“嶄新”的大衣櫃；破舊的地板上了蠟，又有人從辦公室扛來沙發，送來了良種西瓜、巧克力和壹箱汽水。仿佛是在戲臺上置景。鄧稼先默認了。
楊振寧來的那天晚上，大院裏特意放電影，把人們都引到電影場上。樓裏顯得別樣的清靜。楊振寧壹進屋門，環視片刻，便徑直向書架走去。這已是壹個純粹的醫學專家的書櫃，除了最顯著位置上的兩本毛澤東著作和厚厚壹疊特意擺放的祖國風光明信片。
楊振寧回過頭來，含笑的眼睛頗有意味地盯著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從美國報紙上關於中國第壹顆原子彈的報道中看到了鄧稼先的名字。他不願點破，只是微微地點點頭，像在說，妳收拾得很幹凈。
這次會面的氣氛比1971年的第壹次會面要自然和活潑得多。那壹次是在賓館，大概這壹次畢竟是在家中。楊振寧吃著西瓜，喝著汽水，壹會兒直言不諱地評論中國“不能調動人的進取心”，壹會兒說起他在美國搜集的中國“文革”街頭小報，壹會兒又談開了聯邦調查局。忽然，他問：“這是妳們的家嗎？”
“是，是，”鄧稼先用事先統壹過的口徑回答，“是許鹿希醫學院的宿舍。”
“怎麽沒有兒子的床？”楊振寧聰明過人。
兒子的床的確在布置“客廳”時拆了。鄧稼先沒料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會看得如此精確。還是許鹿希反應敏捷，她忙打掩護：“兒子在爺爺家住。”
後來鄧稼先又請楊振寧吃了壹次烤鴨。和他在壹起，鄧稼先總感到有點緊張。他害怕童年時代的朋友會突然問起他的工作。可是楊振寧像是忘了這樁事。兩個物理學家都在有意選擇非物理學的話題。
這出戲直到楊振寧離北京去上海時才結束。鄧稼先去機場送行，當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機坪時，楊振寧回轉身，沈默了壹會兒，終於問：“稼先，我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壹個美國人幫助搞的，他叫寒春，這是真的嗎？”鄧稼先的神情驚愕起來，他激動地張了張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壹會兒，他才說：“妳先上飛機吧。”
飛機騰空不久，鄧稼先馬上向上級報告並請示了他遇到的提問。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可以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的。
激動萬分的鄧稼先迫不及待地寫了封信，立即交專人乘民航班機趕往上海。楊振寧是在上海市“革委會”為他餞行的宴會上接到這份急件的。當他拆開信封，壹眼看到熟悉的鄧稼先的筆跡———“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時，淚水奪眶而出。
1957年，當楊振寧赴瑞典接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評委會要他提供壹份英文的演說稿。楊振寧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寫。”評委會說：“中文演說稿無法排印。”他堅定地回答：“那就請復制我的手稿。”
楊振寧常常從美國飛來。鄧稼先的家是他平靜而溫暖的港灣，在鄧稼先的身邊是自由的。
———妳給我找輛自行車！
———幹什麽？
———我們壹塊兒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讓嗎？！
———真遺憾。那我們談點什麽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規範場論？
常常，他倆的談話就是壹張紙壹支筆。
那天在仿膳，席間，輕松的談話之余，楊振寧忽然問：“稼先，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人用了七年，蘇聯人用了三年多，英國人用了四年，法國人用了八年，為什麽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
鄧稼先沒有說話。他的神色突然變得嚴肅了。他知道這是楊振寧在心中憋了許久的壹個問號，壹縷歉意在他心中浮沈，但他無法滿足朋友的探究心願。這不是壹個人的秘密，是壹個民族對於世界的秘密。沈默，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間的沈默。
出仿膳，鄧稼先夫婦陪同楊振寧到北京圖書館，楊振寧要查閱壹本古籍珍本。許鹿希後來隱約記得，那是壹本中國古代哲人的著作。楊振寧查閱完畢，在許鹿希的小本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似至晦實至明似至難實至易似至繁實至簡。1986年5月30日下午，楊振寧去醫院看望術後不久的鄧稼先。當他滔滔不絕地對鄧稼先談起世界前沿科學的進展情況時，鄧稼先的額上正沁出壹粒粒虛汗。
6月13日，是楊振寧離北京回美國的日子，他又壹次來到醫院。兩雙手———打墻球的手，寫物理公式的手———握緊又握緊———是真正的告別，不再是“再見”了。（黃艾華摘自《蔚藍的思維———科學人文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錢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