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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很多，質量很高，隨便拿出壹篇來，比如下文：
帝國的惆悵：“趣說”歷史有何妨
2006年01月20日 16:48 中華讀書報
學者的著作銷量總是有限的，通常僅印行三五千冊。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易中天撰寫的《帝國的惆悵》，卻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印了6次，印數多達幾十萬冊，僅最近的這次 (2006年1月)印數即為42000冊。據《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的壹篇報道說，易中天也有“粉絲”(fans)。他們有的自稱“意粉”，有的自稱“乙醚”。壹位學者居然能有近似於影視明星那樣的社會效應，實屬罕見。
也許有人會說，這部著作是通俗性作品而非學術著作，所以讀者多，銷量大，這恐怕是壹種誤解。人們習慣於將通俗性、趣味性與非學術性劃等號，實際上學術作品未必不能通俗和富有趣味性。據筆者所見，這部作品不但有相當的學術性，而且有些學術見解頗具獨到之處。它不僅提供歷史知識，而且進行較深入的研究；不僅回答“是什麽？”，也解決“為什麽”。
高明的寫作技巧
誠然，該書能夠引起公眾的廣泛關註，與作者上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密不可分。這本書是在那壹系列演講基礎上寫成的。但是，能夠引起暢銷，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它本身的魅力。不好看誰願意買呢？筆者就是因其“好看”才買下它的。書中開篇的第壹句話就激起筆者極大的興趣.，它是這樣說的：“晁錯是穿著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殺死在刑場的。”好壹個開頭，讓人驚心動魄並回味無窮！按照常規，罪犯應當穿囚衣赴刑場，因為他是從監牢中被押解出來的。身為朝廷高官(據書中解釋，相當於副總理兼監察部長)的晁錯，卻是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匆匆押赴刑場的，該書說這是“草菅人命”。朝廷為什麽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置晁錯於死地？作者設置了壹個懸念，然後筆鋒壹轉，切入問題的要害，引出當時(西漢景帝時)的壹大政治事件，也是對其後漫長中國歷史起了重要作用的壹個事件，即“削藩”。書中說：“晁錯被殺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是他說服漢景帝下削藩令，試圖削減或取消藩國的轄地，由此觸怒了那些藩國的主人們，即劉姓的藩王。諸侯王不甘心權力和領地被剝奪，便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矛頭直指皇帝身邊的“小人”晁錯。漢景帝急於退叛軍，遂將忠臣晁錯當作替罪羊殺死，但是吳楚七國之亂並未因晁錯之死而平息(“清君側”實際上只是起兵反叛的壹個借口)，朝廷在用武力平叛之後才終於實現了晁錯削藩的意願。然而，問題是為什麽要削藩？這就牽涉到秦漢以來的壹項制度。秦滅六國後，取消封建制，實行郡縣制。漢初，劉邦采取“壹個王朝，兩種制度”的方針，即郡縣制與郡國制(也就是封建制)並行。但是分封的劉姓藩國尾大不掉，嚴重威脅到中央集權的統治，所以到了景帝時朝廷痛下決心削藩，這是歷史的必然。削藩的結果是其後的國家制度基本上以郡縣制為主，由此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按照通行的教科書或學術著作的寫法，這件事的敘述方式應該是這樣的：先交待制度的背景，說明朝廷為什麽要削藩，然後引出“削藩”以及“七國之亂”這兩大事件，它們的過程及其結果。晁錯之死只是這兩大事件中的壹個小小的插曲，不會單獨將它提出來大做文章。這樣的寫法恐怕不會引起讀者的興趣。通常人們關心人及其命運要勝過關心制度。因為人是活的，制度相對來說則是死板的。易中天不這樣寫。他先寫晁錯之死，由人物的命運引出事件，繼而引出制度。這種寫法不僅大大增強了可讀性，也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因為，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會因人的努力而改變。事件也是人造成的。壹切從“人”說起，恰符合歷史的邏輯。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說：史學與文學壹樣，都是人學。“沒有人，就不會有歷史，也不會有文學。”“因此研究歷史也好，講述歷史也好，都必須以人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為核心。以人為本，歷史才是有意義的。”
這本書由10個相對獨立的單元組成。有的以歷史事件為主要對象，例如第1、2、6、7章，分別講述漢代的“削藩”和由此引起的“七國之亂”、宋代的變法運動、清代的鴉片戰爭以及清代壹個涉及官場腐敗的事件。其中既有大事，也有小事。有的以論述人物為主，例如第4章《荒唐的正義》就是以嚴嵩和嘉靖為主線，縱論中國歷史上的奸臣與昏君。還有專門對制度的探究，即第8章《好制度，壞制度》。除歷史題材外，又有文學題材。第3章專門論述《水滸》，第10章則是以文史結合的方式，分析武俠以及武俠理想對於中國社會的意義。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各個章節的寫法也是多種多樣，各有千秋。第1章的寫法在上面已經介紹過了，的確十分贏人。論述北宋變法的第2章，也是從人物入手，先介紹變法和反變法的三個主要人物：宋神宗、王安石以及司馬光。將他們的政治理想、政治能力和人文及道德修養等與當時的社會條件結合，多方面分析變法成敗的原因。第6章對鴉片戰爭的論述則是另辟蹊徑。它緊緊抓住在戰爭中大多數中國將領造假，向朝廷謊報軍情這壹奇特現象，從中探究戰爭失敗的原因。該書不僅在寫法(結構安排)上引人入勝，而且語言生動活潑，妙趣橫生，例如說“七國之亂”時這樣描述：“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並無證據。‘七國之亂’平定後，政府軍在他們那裏也沒找到什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裏套用了目前國際問題上常用的壹句話。讓讀者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領略到歷史知識的趣味性，從而增強了人們對歷史的興趣和熱愛。
“隔行者”趣說歷史
該書的成功是作者多年來刻意追求的結果。在“跋”中作者說：“歷史總是讓人惦記，也不能不讓人惦記。”他認為歷史是有用的，也是有趣的。於是就有了對歷史的多種說法。最常規的是“正說”，最流行的是“戲說”。“正說”難懂而且乏味。“戲說”好看又有趣。“真實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實。”這就產生了矛盾。他認為解決這壹矛盾的方法就是“趣說”。“所謂‘趣說’就是歷史其裏，文學其表，既有歷史真相，又有文學趣味。這當然很難，但並非做不到，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便是典範。”經過趣說後，“壹個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我們面前才可能變得鮮活起來。這些鮮活的故事和生命將促使我們反省歷史，反省社會，反省人生，反省自己，於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這種積極探索和追求恰反映了作者對社會的責任心。在該書第9章《從“出入兩難”到“進退自如”》中，作者提出對知識分子的要求，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而不僅僅是腦力勞動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文字簍”或“傳聲筒”。可見，正是為了社會上廣大讀者能感受到學術的魅力，才有這樣的成功作品問世。
除易中天外，還有壹些學者力圖讓學術走向社會，例如寫了《太平雜說》的潘旭瀾，發現“潛規則”的吳思等。他們多是非歷史學專業的學者，這壹現象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自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壹直強調歷史學應該面向社會，充分發揮歷史學為社會服務的功能，但是這些主張大多停留在口頭上，真正付諸實踐的很少。易中天、潘旭瀾等人卻以“隔行者”的身份(有人譏諷潘旭瀾“隔行論史”，因他是文學教授。所以潘旭瀾索性稱自己是“隔行者”)做到了歷史學者沒能做到的事。社會上有不少有文化的人喜愛歷史並關心歷史學，但是，長期以來，歷史學者只顧討論自己感興趣的問題，較少念及史學圈外廣大讀者的閱讀需求。歷史學的成果在圈內循環，自己生產自己消費，有點像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壹樣。再重要的突破與發現也只限於學術界這個狹小的範圍裏。潘旭瀾說，歷史學的功能正在萎縮，的確擊中了要害。公眾是有不同層次和不同需求的，有人需要普通的歷史知識，有人需要高層次的學術成果；他們不滿足於僅僅接受專業人士的結論，還希望有所參與。他們關愛歷史，也關註歷史學，希望能促進歷史學的發展，這完全符合歷史學的性質。因為，歷史學本來就是屬於全民族和全社會的，不是少數專業學者所專有。
希望我們歷史學工作者像易中天、潘旭瀾那樣，心裏裝著社會上的廣大讀者，寫出大家喜歡看的學術著作來。 （黃敏蘭）
(《帝國的惆悵——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與人性》/易中天著/文匯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2006年1月第6次印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