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壹生波折跌宕，大起大落，他曾被誣陷入獄，險遭不測，也曾因太後恩寵，享盡殊榮。面對挫折，蘇軾曾有過深刻的反思，他說 “人生識字憂患始”“平生文字為吾累” ，也說過 “我被聰明誤壹生” ，然而盡管有時心存疑慮，“多難畏事”、“多難畏人”，蘇軾並未因此停止寫作，而是當仁不讓的承擔起繼歐陽修之後宋代文學領軍人物的重任，佳作叠出，成就斐然。
更為難得的是蘇軾的文學創作高峰都是出現在其政治遭遇不幸的貶謫時期。蘇軾去世前自題畫像說：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這雖是自嘲，但在我們看來，也不是全無道理。因為被貶謫黃州、惠州、儋州三地時期都是他創作的高峰期。或許可以說，正是因為被貶三地，才成就了蘇軾作為壹個文學家的千秋偉業。
蘇軾45歲時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59歲時被貶惠州，62歲是貶至儋州。貶居黃州是蘇軾人生中至關重要的壹個轉折點，是他實現人格超越的重要時期，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第壹個高峰時期，蘇軾的詩詞文數量之多，質量之高，世人有目***睹。其中詞的數量占總數的五分之壹，這些詞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使我們看到了壹個才華橫溢的蘇軾，也使我們看到了壹個人格超越的蘇軾。蘇軾把他的襟懷思想、喜怒哀樂都毫無掩飾的在詩詞中表現出來。這裏我主要從黃州詞探尋蘇軾謫居黃州時期的內心世界。
“烏臺詩案”對蘇軾來說無疑是壹個重大的打擊，尤其是來到黃州之後， “不得簽書公事”‘“布衣”，“蔬食”，“負債山積” ，貧困交加，名為貶謫實為軟禁的尷尬處境不能不讓他陷入深深的苦悶與思索中，甚是屢屢生出對人生、對世事的懷疑和厭倦的情感。
元豐四年作《江城子》 “孤坐凍吟誰伴我，揩病目，撚衰鬢”， 寄托對故友的思念，感慨自己的孤獨處境；
元豐五年作《水龍吟 小溝東接長江》，憶起自己從京宴飲對歌的 “瑤池” 之樂境 “飄墜人間” 的孤獨地位；
元豐六年作《西江月 重陽棲霞樓》，感嘆人生短暫而 “莫恨黃花未吐” 。
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此時思想處於極度痛苦之中，同時詞人自覺“早生華發”，理想破滅，“人生如夢”的虛幻感明顯增強，失意落寞的意識相隨而生，夢的意象在他的筆下頻頻出現：
《醉蓬萊》： 勞生壹夢
《江城子》： 夢中了了醉中醒
《念奴嬌》： 人生如夢
《南鄉子》： 萬事回頭都是夢
《十拍子》： 身外儻來都似夢
……
這些詞句都壹定程度上反映了蘇軾內心的苦悶與孤寂。
作於元豐三年的《蔔算子 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壹首更真實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狀態：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此詞作於元豐三年二月。這是蘇軾初到黃州，寓居黃州城東的定惠院。詞中作者營造了壹個幽獨孤清的環境，王國維先生說 “壹切景語皆情語” ，淒涼的環境暗合作者淒涼的心境，被驚起的孤鴻不斷回頭和揀盡寒枝不肯棲身的壹系列活動也正是詞人彼時復雜、矛盾、痛苦的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
再如寫於此後不久的《西江月》壹首，也反映了作者苦悶的心境：
“世事壹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己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這首詞作於處貶黃州的中秋佳節。清風、明月，和四年前密州的中秋之夜並沒有什麽區別，可是作者的心境卻截然不同了。全詞撲面而來的都是蕭瑟的秋意，臨風對酒之際，全然沒有了當年在超然臺上 “把酒問青天” 的豪氣，沒有了 “千裏***嬋娟” 的輕松與愉悅，卻是 “把盞淒涼” 的傷感， “誰與***孤光” 的苦悶與寂寞。
正如古往今來的所有遷客騷人壹樣，經歷了“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的蘇軾在遭遇了政治風雨的洗禮之後，面對殘酷的現實，痛定思痛，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歸隱。對於壹個仕途失意的士大夫而言，歸隱無疑是解除心中痛苦，擺脫塵世紛擾的壹劑良藥。為此，過去有陶淵明“歸去來兮”的執著，有李白對“散發弄扁舟”的向往，也有白居易東坡種花的閑適，此時的蘇軾何嘗不想找到壹處屬於他的精神家園，壹處靈魂的避難之所呢？
在黃州期間，本來早已深受禪學濡染的蘇軾，又向佛教走近了壹大步。壹到黃州，他寓居定惠院，結交名僧， “間壹二日輒往” 安國寺， “焚香默坐，深自省察” ，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正是基於這個思想基礎，懷歸之意屢屢見於他的筆端。
在他的黃州詞中有對陶潛的欽慕，如：
《江城子》： 手把梅花，東望憶陶潛
《江城子》：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卻依舊躬耕。
有對官場名利的淡漠，如：
《滿庭芳》：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
也有對隱居生活的向往，如：
《念奴嬌》： 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壹聲吹斷橫笛。
而最能體現蘇軾歸隱情懷的當首推《臨江仙 夜歸臨臯》：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詞作於元豐六年。詞中“長恨此身非我有，”典出《莊子 知北遊》原文寫道: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熟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這裏的“我非我有”表現了莊子對人生的虛無主義態度，而這正與蘇軾此時“人生如夢”的心境相吻合。
詞中“何時忘卻營營”句典出《莊子 庚桑楚》: “無使汝思慮營營。”這又是化用莊子的話，勸說自己應忘卻人世間的功名利祿，以求得身心的統壹。而該詞最後兩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則直言不諱，表達了自己欲遠離塵世的願望。難怪當時曾數次誤傳蘇軾病故或出走，甚至連神宗皇帝也得到了這個消息，這與他的詩文和平時的言行不無關系。
蘇軾從小即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影響， “奮厲有當世誌” 。步入仕途之後，更渴望“致君堯舜”，“書劍報國”。但是黃州之貶卻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經世濟民的理想化為泡影。孤獨、寂寞、苦悶時時困擾著他，佛老思想壹時間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然蘇軾壹生襟懷坦蕩，了無心機，雖然屢遭陷害和貶謫，但時時處處都以國計民生為己任，始終不渝。在黃州期間，他為當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他為黃鄂間溺嬰現象憂心、奔走；他重視農業生產，幫助當地農民改進耕作技術。更為可貴的是，當時黃州發生壹次瘟疫，蘇軾施舍聖散子藥，被救活的百姓不可勝數。
蘇軾憂國憂民的襟懷在他的詞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在元豐五年寫作的《浣溪沙》五首最能體現蘇軾對民生的關懷。其中壹首這樣寫道:
“萬頃風濤不記蘇，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翠袖倚風縈柳絮，絳唇得酒爛櫻珠，尊前呵手鑷霜須。”
這首詞寫作者酒醉醒來面對銀裝素裹的世界，想象著雪兆豐年，百姓將豐衣足食時的喜悅心情。 “但令人飽我愁無”壹句足以體現作者的博大胸襟。 該組詞的前三首從“覆塊青青麥未蘇”的旱象寫起，到“半夜銀山上積蘇”，再到第二天“濤江煙渚壹時無”，寫作者為旱象感到憂慮，又隨著旱象的解除而變得輕松。
壹直以來，儒家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這是封建士大夫們所奉 行的安身立命的準則。而蘇軾卻沖出了這壹樊籬，非常圓滿地處理了“兼濟”與“獨善”的關系，實現了二者的高度統壹。蘇軾不管是“窮”還是“達”，都能既行“兼濟”，又行“獨善”。
在黃州期間，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他沒有在東坡、雪堂裏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執著與超越，是他對待現實的態度。尤為難得的是，經歷了挫折與打擊，感受著苦悶與孤獨，蘇軾壹直在調整自己的心態，他不僅關註天下，也在重塑自我。且看下面幾首詞:
《西江月》： 照野彌彌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壹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壹聲春曉。
《鷓鴣天》： 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鳥時時現，照水紅蕖細細香。林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壹日涼。
《浣溪沙》: 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鮭魚肥。自庇壹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這三首詞的***同之處在於，在如詩如畫的自然美景之中，處處都有作者的影子。詞中作者既有 “我欲醉眠芳草” 的逍遙，也有 “又得浮生壹日涼” 的輕松，更有 “斜風細雨不須歸” 的超然與自適。蘇軾在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後，悟出了人生的真諦。
再看另外壹首詞:
《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壹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詞前小序寫道: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道中遇雨而雨具先去，別人都狼狽不堪，唯獨詞人不以為苦，“吟嘯徐行”，甚至覺得“竹杖芒鞋輕勝馬”，並發出“ 誰怕，壹蓑煙雨任平生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人生感言，其實本來是小事壹樁，作者卻悟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從這首詞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幽人”“孤鴻”的形象，而是壹個履險如夷、泰然自處、任天而動的達觀灑脫的詞人。
劉熙載在《藝概》中說: “ 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 的確，蘇軾雖非神仙，但他能以超凡脫俗的心態面對現實，面對人生的憂患，而這也正是他屢言歸隱，而終老未踐的原因。因為對他而言，只要從心靈上獲得解放就足夠了。
縱觀蘇軾黃州時期的詞作，不僅數量較多，題材廣泛，詞意高遠，而且具有十分豐富的思想意蘊。這些詞記錄了蘇軾貶謫黃州之後的心路歷程，這些詞也是對蘇軾完美人格的最好詮釋。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因為有了黃州這段經歷，蘇軾的思想境界、藝術境界才實現了壹次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