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來，博物館在中國走過了壹條極不尋常的道路。大約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類似於博物館的設施，至1905年，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張謇在江蘇南通創辦了中國人自己興建的第壹座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的誕生，無疑屬於近代以來“公***領域”在中國不斷拓殖的壹樁大事。頗堪玩味的是，張謇創建南通博物苑時，壹面敦勉家鄉的“大雅宏達，收藏故家，出其所診，與眾***守”（《通州博物館敬征通屬先輩詩文集書畫及所藏金石古器啟》），另壹面又在博物苑的石額上殷切題語：“願來觀者，各發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無損無缺。”（據《南通博物苑文獻集》）題語是在20世紀初，當時自然尚無文物保護法規，有關的市民意識亦極度匱乏，不然張先生的話語中不會透露出如許的無奈。然而，即使到文物法規頒定，乃至壹直到今天，似這位狀元實業家所要防範的形象，又在多大程度上杜絕了呢？ 1914年，以被接收的奉天（今沈陽）、熱河（今承德）兩地清廷行宮的文物古玩為主要藏品，於北京故宮的文華殿、武英殿設立古物陳列所。此為中國第壹個以帝王宮苑和皇室收藏辟設的博物館，開皇宮社會化之先例。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京城內“萬人空巷，鹹欲乘此國慶佳節，以壹窺此數千年神秘之蘊藏”。（轉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中國博物館史”條）實現皇宮及其珍藏的社會化，其深層意義在於繼辛亥革命從政治體制上打倒皇權，進壹步通過改造文化事業，沖擊、蕩滌由“家天下”政治形態所模塑的各種傳統觀念。“家天下”轉化為“公***”的天下，新型的“國家”意識及與之相伴生的市民意識，有可能藉此而喚醒，或更深入人心。當時壹篇題為《故宮博物院中東兩路參觀記》的文章說：“……清宮全部開放之期，數千年宮殿尊嚴，昔為夢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則略破慳囊，即允吾人昂首闊步，眺望談笑於其間。”該文贊譽這是民國成立以後山，惟壹“差強人意”的事情。 從壹般原理上講，博物館作為現代民主的成果，作為民主信仰在普及性的終身教育過程中的實際體見，它是基於法律賦予的明確權利而建立並維持、發展是的。惟有這樣，它追求科學和為公眾服務的宗旨，才能得到落實和保障。博物館行為與國家意誌之間的關系，可由以下壹個事例得到說明。1929年，在無錫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上，“無錫市政籌備處‘’（這年無錫由縣改市，並設立該行政機構）提出”籌設歷史博物館“的計劃。此時正值國民黨政府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提倡尊孔讀經，並頒布了《孔廟整理辦法》。於是無錫縣教育局便擬議在無錫孔廟原址，在既有的祭器、樂器基礎上，征集文獻古物，創設”縣立歷史博物館“。該方案因與國家意識形態的要求相壹致，故很快獲得通過。 大連自然博物館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博物館工作取得了前所之有的成就，這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但是，在奉行極左路線的那些年代，博物館工作所暴露出的問題也著實不少。比如：由於受經濟模式的影響，也由於公***文化機構的過度”行政化“、”機關化“，更深層地看則是由於社會公***空間的嚴重扭曲和萎縮，不少博物館透出壹股官衙氣，其行為常有違於為公眾服務的宗旨。更需要引以為戒的是，在”壹切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下，博物館工作曾壹度喪失其應有的科學精神。例如曲解、篡改或偽造藏品。壹位博物館專家事後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後壹段時間，他曾篡改過幾十種復制品；采用”移位法“、”蟲蛀法“、”挖補法“、遮蓋法”等方法與技術，將某人、某事的名稱與位置進行掉換、刪改、除掉、增添、挪位、移植在復制品上。（肖貴洞：《必須停止使用被篡改過的復制品》）這都極大地阻礙和破壞了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