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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工商制度怎麽會有突破?有什麽意義?

近年來,隨著當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學術界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傳統經濟尤其是明清時期的發展水平。以肯尼斯·彭慕蘭和弗蘭克為代表的加州學派,主張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理論。比如肯尼斯·波美拉茲的《大分流》壹書,認為中國在1800年前壹直領先。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壹書認為,1840年前,世界白銀產量的壹半流向了中國。這麽強的吸銀能力,說明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國內有學者認為,清朝是中國傳統經濟發展的巔峰,成就超過了唐宋。目前,歷史學家對彭慕蘭和弗蘭克的批評已發表在《黃宗智》、《秦暉》等長文中,很有說服力,本文不做評論。因此,本文的研究範圍僅限於中國的傳統經濟。本文主要討論三個問題:壹是能否找到壹個科學的評價尺度進行比較(包括中西比較和朝代比較);第二,如何根據這個尺度判斷宋代經濟發展的階段;第三,如何解釋為什麽宋代如此發達的工商業文明,卻沒能帶動宋代社會實現現代轉型。

首先,從希克斯的經濟史理論出發

* * *人類經濟發展的同壹條道路為了找到壹個* * *比較中西、比較朝代的同壹尺度,我們需要從人類經濟發展的同壹條道路出發。從生產力的角度看,這條路無非是手工勞動逐漸發展為機器生產;從生產關系來看,是從封閉體系(自然經濟)向開放體系(市場經濟)的漸進演變。本文對經濟系統演化方向的理解得益於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他在1969出版的《經濟史理論》中認為,現代經濟本質上是市場經濟,而以前的“習俗經濟”(如村社經濟)和“命令經濟”(如封建領主的封地經濟)是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古代經濟形態。這是從經濟系統的科學分析,很精辟,但是缺少生產力這個維度。推動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不斷演進的生產力來源於勞動技能的積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機械的出現。所以,考慮人類經濟發展的同壹條道路或方向,也必須加上從手工勞動到機器生產的維度。我們將上述兩個維度(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涉及的四個要素進行排列組合,可以得到四種不同的經濟類型:

1、手工勞動+封閉體系=傳統經濟(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2、手工勞動+開放體系=原始工業化經濟(古代向現代經濟的過渡形式)3、機器生產+開放體系=市場經濟(現代經濟)4、機器生產+封閉體系=計劃經濟(前蘇聯東歐模式)如果以生產力的發展為橫坐標,

從上面可以看出。人類經濟發展的* * *路徑,大致是壹個從封閉的古代自然經濟,經過原始工業化階段的過渡,向開放的市場經濟演進的軌跡,可能反映了東西方各種經濟演進的普遍規律,而且方向壹致。由於地理環境、資源稟賦、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各種差異,各國的經濟發展會呈現出各種形式和無窮的變化。但是,各國各民族各地區的人民都要走向機器生產和市場經濟,卻是古今中外的壹個道理。中外都壹樣。顯然,就經濟水平而言,誰要發展,就要往高效的機器生產和開放的市場經濟兩個方向走。從亞當·斯密,經過馬歇爾和凱恩斯,到今天的新古典綜合和新制度經濟學學派,現代經濟學的充分發展已經證明了這壹點。由此能否得出結論:就中國傳統經濟的重新評價而言,哪個朝代更接近機器生產和市場經濟,無論是唐宋還是明清,那麽這個朝代就更先進,更有發展前景。推而廣之,無論是縱向比較(如明清與唐宋的比較),還是橫向比較(如18世紀的中國江南與英格蘭),都要從這兩個維度入手,即機器生產和市場體系。

第二,“為市場而生產”:原始(早期)工業化進程的第壹次啟動

宋朝介於漢唐和明清之間。漢唐的基礎是小農經濟,自然經濟很強;宋明雖然仍以農業立國,但在農業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素有所增長,雇傭勞動、商人雇主公約、商業信用、集資合夥等新事物都能找到,已經處於步入現代社會的前夜。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顯著的特征。是傳統社會母胎中商品經濟成分的快速增長。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交通工具(如油輪、海船)的進步,交通條件的改善(如汴河、沿海航運),開始了原始(早期)的工業化進程。

就歐洲而言,在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前的幾個世紀裏,分布在城鄉的小規模手工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集中表現為在資本、企業主、工人、技術乃至市場等方面為後來的工業革命準備了條件。美國學者孟德爾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在他看來,工業化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原始工業化和工廠(機器)工業化。所謂原始工業化過程,就是“傳統上為市場而組織起來的、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的工業的迅速發展”。為了區別於由來已久的家庭手工業,原始工業化的過程是由區域經濟中共存的三個要素組成的,即鄉村工業、外部市場和商品農業的發展。因為城市是批發商的基地,技術和資本密集,城市甚至通過商業資本參與和支配農村的壹些手工業生產,所以城市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過程的第四要素。此後不久,德國學者P、克裏特等人進壹步將原始工業化定義為“其人口完全或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為區域市場或國際市場大規模生產工業品的農村地區的發展”。其意義在於將人口作為第五要素引入原始工業化理論,並由此引出原始工業化進程所依賴的歷史進程及其內在機制。

我們認為,構成原始工業化過程的五個要素之壹是“為市場而生產”。孟德爾、克裏特等人對市場的強調,應該說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考察是壹致的。所謂為市場而生產,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生產。宋代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也以市場的擴大為標誌,包括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的迅速擴大。在國內外市場不斷擴大的歷史環境下,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不僅早於地中海北部國家和英倫三島,而且在規模和水平上也毫不遜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煤鐵革命的發生和私人礦冶工場雇傭勞動的出現。北宋時期以鐵產量的激增和澆鋼法的普及為標誌。迎來了中國冶鐵鑄造業的第二次大轉型時期。這種變化的靈感來源於煤炭的大規模開采和工業利用(如煉鐵和燒瓷)。歷史事實表明,北宋時期河東(今山西)、河北、陜西等路的采煤業相當發達。為了與原炭(稱為“軟炭”)相區別,宋代出現了“石炭紀”、“礦炭”等詞專指煤。

采煤業的興起不僅緩解了傳統薪炭燃料短缺的矛盾,還提高了鐵的產量。同時,爐溫和冶煉效率的提高促進了鑄造技術的變革,特別是以“生熟雜鏢”為特征的澆鋼法的大規模普及和鍛鐵鋼的磨尖成為這壹切的必然結果。這些重大發展構成了宋代煤鐵革命的壯觀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濟先生就指出,據蘇軾《神宗元盛世徐州皇帝書》記載,徐州附近李國建所轄的“三十六冶”已有雇傭關系。按蘇軾的說法,這36家私人冶鐵作坊,每家都有100多名工人,有手工業作坊的氛圍;每個冶煉廠老板都“藏了不少錢”:政府關閉了河北市場(“為了國家的利益,不讓鐵進河北”),所有冶煉廠都有“失業之憂”:禁令即將解除,“鐵要北上”,冶煉廠“為所欲為”,可見這是商品生產,有區間市場。三四千冶鐵工人大多是“饑寒交迫、走投無路的人”,反映出他們不同程度地脫離了土地,大部分脫離了政治治理關系。至少在就業期間,無論對地主還是對國家,都不受人身依附的束縛。

二、川渝地區私營卓統景的興起和雇工經濟鬥爭。北宋仁宗年間,四川井研縣首次出現了卓通井,標誌著鉆井技術由大型淺井向小型深井過渡。它在鉆井技術上首創了“沖擊後退法”,用熟鐵鋼刃制成的“刃”應該是世界上第壹個深井鉆頭,開創了現代鉆井技術:在成孔壁技術上,首創了“套管防水法”,所用的竹套管(即卓筒井名稱的由來,卓、朱,壹調轉)顯然是明清時期的木導管。在排屑過程中首創了“閥式風扇泥缸”:在采鹵過程中,壹個“無底敞口”的采鹵缸代替了原來的表皮,入水時自動打開,出水時關閉。這些重大創新從各個方面奠定了現代深井鉆井技術的基本原理,因此被科技史譽為“現代石油鉆井之父”。

正因為卓通井從本質上改變了大口淺井的舊技術,在開鑿成本、鹵水質量、生產效率等方面都顯示出巨大的優勢,所以壹經出現就迅速傳播,短短二三十年間就遍布四川南陵州、嘉州、榮州等地,成千上萬的“溪谷相連,竈居規模第二”。鹽史專家郭先生根據宗熙寧年間陵州專家的背誦,證明了四川井鹽行業不僅存在雇傭關系,而且存在改善勞動條件的經濟鬥爭。據文通介紹,當時井研縣有100多個桶井作坊,每個作坊分別雇傭“40-50至30-20人”。這些成千上萬的工匠大多來自“其他州的其他縣”,已經脫離了土地。他們的謀生方式是“做仆人”,也就是出賣勞動力謀生。如果他們在就業期間對自己的工作條件或待遇不滿意,他們就會相互串聯,集體抗議,這就是所謂的“交接”。如果沒有改善,我就找井主“浩哲”算賬,要工資。所謂“計算作品價值,索取”;再找壹份工作,所謂的“換個地方投資,習慣了”,明明是來去自由。

第三,陶瓷工業的商品生產性質及其不斷擴大的國內外市場。宋代陶瓷生產進入成熟階段。到目前為止,宋代瓷窯遺址已遍布17個省130個縣,其中大部分是民窯。特別是福建路的德化窯和晉江、廈門的瓷窯,以及泉州磁窯、安溪、南安、同安窯,是泉州童童港大型外銷瓷的生產基地。在有指南針導航的大型“海船”上,“商人分貨,人要等好幾尺才能下去存東西,晚上就躺在上面。陶器貨多,大小搭配,不缺空間。”日本學者高敏三山對絲綢之路沿線進行了多年的實地考察,並於1979年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壹書。第二章介紹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雅加達、西貢、印度、邁索爾和馬德拉斯、巴基斯坦的班布爾、西亞的薩馬拉以及北非和埃及的福斯廷的分布情況。這說明宋代陶瓷業就其主體部分而言具有商品生產的性質,具有廣闊的海外市場。

第四,數以萬計的紡織品用戶的出現和商人雇主公約的形成。宋代的“機器鋪”壹般是以家庭成員為勞動者,專門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質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也有少數機器用戶實行員工生產。據齊夏先生估算,北宋手機用戶約為65438+萬,數量可觀。問題是,這些手機用戶除了少數在城市,大部分都在農村,他們的產品需要中間商集中起來運到市場,才能真正成為商品,於是出現了商家雇主。《永樂大典》中的“陳泰不義之夢”是南宋孝宗年間(65438+70年代)江西商人雇主的典型。被冤枉的店主陳泰源,原是福州的布商。每年年初,他向崇安、樂安、金溪等地的機器操作工發放生產性貸款(“貸資”),然後到這些地方索取夏秋兩季的布草,再運出去。隨著生意越做越大,出現了曾等“東家”和“第壹東家”代理放錢收布。僅樂安壹地就“積萬馬”。從“這麽久”來看,這種做法在惜春之前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並不是偶然的。這種做法與明清時期的“會計室”在本質特征上沒有區別,是商人雇主中的普遍做法。郭先生指出,在浙江的絲織業和四季的絲織錦業中,也有“取絲放款”、“賒客”、“預表絲錢”等做法,說明宋代商人雇主分布很廣,江西、浙江、四川等地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活動。

通過以上的簡要概述,可以看出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全方位的。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等行業在內的手工業各行業壹度呈現出全面繁榮的態勢:私營手工業全面崛起,除鑄幣、軍工等少數行業外,其主導地位無疑得到確立,並不同程度地擁有區域市場、區間市場乃至海外市場;與此同時,帶有現代色彩的雇傭關系和商人雇主公約也在頑強生長。這壹切使我們相信,宋代手工業進入了壹個新的發展時期,壹個為現代工業的發生準備條件,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到來提供歷史前提的時期,我們稱之為前現代化時期。如果這種勢頭能不間斷地維持兩三個世紀,那壹定會為後來的工廠(機器)工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三,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啟動的經濟基礎、科技條件和社會環境。

現在我們要問,宋代的社會是否具備了原始工業化進程啟動的所有條件?我們的理解是“三缺壹”,即滿足四個條件中的三個,還缺壹個。

第壹,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下(北宋惠宗人口達到1億,是漢唐的兩倍),農耕革命的發生,糧食剩余率的提高,商品農業的增長,為原始工業化的進程提供了經濟基礎。由於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耕地面積擴張速度,產生了大量無地或少地農民,他們被迫另謀生路,大量進入城市和工商業領域。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為這些非農業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食物供應。據筆者計算,宋代壹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生產糧食約4000斤。比漢代高壹倍,比唐代高30%,大致相當於1984年每個勞動力生產4379斤。這壹成就與宋代耕作制度的變化有關。大約在兩宋之交,即12世紀上半葉,在長江三角洲、成渝平原、蘇皖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區,以及江西中部的吉太盆地,壹年兩作制被確認為基本耕作制度。糧食產量的增加也騰出了更多的耕地來種植經濟作物。東南地區地少人多的情況也在迫使當地農民尋求更高效的經濟作物,如苧麻、桑樹、茶葉、甘蔗、果樹、蔬菜,甚至藥材和花卉。產地周邊有相應市場時。生產者的關註點自然會從產品的使用價值轉移到它的交換價值,於是職業茶農、甘蔗農、果農、菜農大量湧現,商品農業發展起來了。

第二,煤鐵革命的推動和國內外市場的擴大,導致了手工業內部技術創新的興起,這可以看作是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內在動力。比如煉鋼過程中澆鋼法的推廣,煉銅過程中銅襯法的發明,金屬加工過程中“旋壓”(即簡易車床)的使用,挖井過程中以“卓桶井”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術,紡織加工中腳踏紡車的推廣和軸翹法的使用,造船過程中水密艙的發明,航海羅盤的使用,造紙工業中竹竿等硬質纖維軟化技術的成熟,印刷技術。如此巨大的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顯然是原始工業化進程啟動的內在驅動力。不難看出宋代工匠從手工勞動到機器生產的巧妙構思和非凡努力。第三,人身依附關系的放松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城市性質的演變和市民階層的出現,這是原始工業化進程的社會條件。自中唐均田制崩潰以來,土地流轉率的提高導致主仆終身制的解體,農村家庭經濟大土地所有權的增長導致行政管轄與土地所有權的基本分離,而土地所有權集中與地塊分散的背離又迫使步曲莊園制的管理模式日漸式微。在這些經濟改革潮流的推動下,宋代農民的主體確實脫離了以前的部、客、徒、私、婢、佃四F、Z、Z的農奴制地位,日益獲得了遷徙和退租的權利。壹旦他們離開土地,流入城市或礦區,他們就有可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謀生,就像我們在采礦、冶金和井鹽工業中看到的那樣。

與此同時,城市化進程也在加快。到了宋代,不僅城市的數量急劇增加,城市的性質也隨著商業意義的增加而發生變化。汴京和臨安作為省會,都是百萬人口的世界級城市。雖然他們仍然是政治和軍事中心,但他們的工商業仍然非常繁榮。蘇州、揚州、成都、鄂州等城市因為地處經濟發達地區或交通隧道,逐漸成長為區域經濟中心。更值得註意的是,宋代出現了少數生產性工商業城市,如浙東的金華,可以認為是紡織重鎮。上面提到的徐州附近的李國建,可以算是冶金重鎮,還有江西的鉛山場,廣東的岑水場,十萬以上的礦工經常聚集在這裏。四川井研縣也有上萬名井鹽工匠,這是壹個鹽鎮:世界聞名的江西景德鎮有成千上萬的陶工,這是壹個陶瓷之鄉。至於北方的廣州、泉州、明州、板橋,則是新型的港口城市,從泉州到“以舶為生”,到南宋“五十萬人無憂”。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業意義的增長,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市地區的流動,加速了城郊農民向小商品生產者(如茶農、果農)的轉變。與此同時,城市中經營工商業的官僚和地主的數量也在增加。城市手工業、商業和交通以及服務業的發展為雇傭關系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壹切的壹個主要結果,就是城市(包括礦區和港口)市民階層的繁榮。在宋代的文學中,有“富商巨賈”、“冶煉工”、“磨坊主”、“茶坊主”,也有“走老派”、“市場領袖”(以上是壹面),還有“雜匠”、“小商販”、“庶人繡夫”、“遊手作最後工”(以上是另壹面)甚至於明清時期被視為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表現的市民與礦工的鬥爭,在宋代也是壹條線索。如前所述,井研縣的鹽工,他們是“仆人和勞動者”,當他們不滿足的時候,可以看作是經濟鬥爭。南宋孝宗惜春年間,安徽周樹宿松的礦工葛望是壹個武裝鬥爭者。眾所周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結合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基本結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雇傭關系的發展和市民階級的興起這壹歷史過程,看作是原始工業化所依賴的社會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