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壹個有深度的海軍歷史學家，馬幼垣對於北洋海軍的失敗有著深深的痛惜，對導致這種失敗的領導者有著強烈的抨擊，這和國內史學界動輒用“愛國將領”之類術語來主導歷史研究，形成鮮明的反差。
在中國近代海軍歷史研究者隊伍中，有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幾位重量級的學者，都是業余玩票的“票友”，他們不在歷史研究的專業機構供職，卻將海軍史的研究不斷推向深入。其年輕的代表為陳悅，而年長者，非馬幼垣先生莫屬也。
我是在2000年威海的壹次北洋海軍史的學術會議上初識馬幼垣的。那時，他剛從夏威夷大學退休，又到香港嶺南大學任教，我卻不知道他的本行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更不知道他專攻的方向是《水滸》。我們興致勃勃地聊天，聽他介紹他搜集的各類西文的海軍史資料。當時，我已拜讀過他在1994年甲午戰爭壹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法人白勞易於日本三景艦的建造》，覺得他對世界海軍艦船的沿革和掌故頗為精通。2004年，我到香港參加上海世博會的推廣活動，在南洋酒店的鷺鷺餐廳與他還壹起吃過飯。
和馬幼垣斷斷續續保持著聯系，也常常收到他從海外寄來的論文。2009年，收到壹本寄自臺灣的精裝厚書《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新詮》(臺北，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是他近年海軍史研究的論文匯編，興致勃勃地捧起來閱讀，厚厚的六百余頁，竟壹口氣全讀完了。最近這部書，中華書局又出了簡體字版，整個版式與臺版壹模壹樣，只是分作兩冊，開本的上下邊切得略小幾毫米，沒有原書大氣。但壹本學術著作，能在兩岸都出版，還是值得慶賀，對於大陸的學人和讀者來說，讀壹下馬幼垣的大作，能加強對中國近代海軍史的了解，尤其是對於中國近代海軍在世界近代海軍發展歷史中位置的了解，都是很有益處的。
馬幼垣的論文，篇幅浩瀚、內容灑脫而隨意。他自己說：“我寫學術文章向主盡所知而為，不肯受制於長度的框限，文章即使寫到六七萬字，仍堅持要把話說完才收筆。”他考據入微，對於所論課題，能廣泛引用史料，尤其是外文史料，這些恰是目前大陸學者所不足的地方。
比如研究甲午戰爭時“鎮遠”艦上的洋員幫帶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以往國內學者對此人的了解，先見於林樂知擇譯《中東戰記本末》(上海圖書集書局，1896)中輯入的“美麥吉芬遊戎語錄”，後有張蔭麟先生1931年所譯《泰萊甲午中日海戰見聞錄》(收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6冊)中英籍洋員戴樂爾(即張譯所稱之泰萊)對他的記敘，再從1936年出版的《海事》雜誌第10卷第3期中，找到《馬吉芬黃海海戰述評》，但幾十年來，進展不多，對馬吉芬來華前的經歷，幾無所知。馬幼垣詳考了馬吉芬的生平大略和性格特征，發現這位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畢業生，“性格好動，頑皮透頂，搗蛋最精”，甚至可能是“這所學院有史以來，最著名的搗蛋星君”。他學校畢業後就失業，1885年跑到中國，在李鴻章手下當差。馬幼垣研究了馬吉芬的侄媳婦馬芬妮(Lee
Mcgiffin)依據馬吉芬家書編纂的傳記，指出馬吉芬當年在家書中講述的關於他在北洋海軍的見聞和活動，真假混合，“編起故事來，不計老本”，是個說謊大王。此公在甲午戰爭之後返美，發表了海戰記事文章，隨即被西方軍事評論家爭相引用，馬吉芬的聲譽也由此文而起，連日本海軍軍令部編纂的《二十七八年海戰史》(東京，春陽堂，1905)，也將其收入。但中方對此，毫無關註，直至1930年代，才弄出簡略的提要(發表於《海事》雜誌)。再往後，臺灣退休海軍將領鄭天傑、趙梅卿在《中日甲午海戰與李鴻章》中(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9)，依原文翻譯出來，也未得到更多大關註。1996年出版的《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7冊)，所收錄的馬吉芬海戰報告《鴨綠江外的海戰》，竟然還是轉譯自日文的《二十七八年海戰史》。對此，馬幼垣感慨地寫道，百年前，日本人找馬吉芬報告原文毫無困難，但對大陸學者而言，直至今日，竟仍是絕難壹見之物。
馬幼垣為收集原始史料所下的工夫是令我欽佩的。早年，臺灣著名鐵路工程師淩鴻勛在《詹天佑先生年譜》(臺北，中國工程師學會，1961)中提到詹天佑曾參加過甲申中法馬江之戰，史料來源是“上海晉源西字報壹八八四年七月初五日”，為了找到這張“上海晉源西字報”，他花了十幾年的工夫，終於搞清楚其英文名為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即通常稱作《晉源西報》或《上海差報》，他又托我在上海圖書館尋找此報。我拜托復旦大學歷史系陳絳老師代為查檢，陳老師找到原文後，因上圖不讓復印，竟代為抄錄全文。我將抄件寄給馬幼垣，他自己也通過其弟馬泰來獲得了該報道影印件。2004年，馬幼垣寫出《詹天佑曾否參加甲申中法海軍馬江戰役問題平議》，他在文中說：“史學雖不是史料學，但治史不可說出超越材料允許的話，故資料如何配備始終是成敗的關鍵。此文的籌備長逾四十年，原因即在此。”壹個嚴肅學者的甘苦其實全在其中了。
馬幼垣治海軍史的特長，更多體現在對於世界海軍的廣博視野和對軍艦發展的了解之上。他的《北洋海軍“平遠”艦考釋》壹文，首先討論“平遠”艦仿自何種軍艦。當初，船政大臣裴蔭森上奏提出建造計劃，史學界，包括我自己，通常均使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5冊第311頁的標點，為德國軍艦“柯襲德士迪克”、“士飛禮”、“則唐”。我相信了《洋務運動》的標點，也用這幾個艦名去查找過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之類海軍工具書，無法對上，但也沒有深究，只是如法抄錄。其實這裏有文字和標點錯誤，福建師範大學林慶元先生早在1984年已經做過考證，但卻未引起學界的關註。馬幼垣不僅指出了林慶元的研究成果，即仿制的軍艦應當為法國軍艦“柯襲德”(Cocyt)、“士迪克士”(Styx)、“飛禮則唐”(Phlegeton)，還進壹步考證出這三艦屬於法國“黃泉”(Achron)級裝甲海防炮艦及其設計特點，從而推斷福建船政的造船工程師——他們是船政學堂培養的第壹批學生，也是清政府派往法國學習造船的第壹批留學生——的專業水準，並得出“平遠”艦的設計建造所達到的技術高度，使整個軍艦研究線索清晰完整。這篇論文首發於馬幼垣本人主編的《嶺南學報》新第2期，十六開本的雜誌，洋洋灑灑，篇幅長達五十六頁。讀到馬幼垣的大作，我對他是佩服的。而對於自己忽略了長期專研福建船政歷史的林慶元的研究成果，亦是甚感懊喪。林先生數年前過世，對我研究海軍史多有幫助，回想初識是在1985年秋，我和沈渭濱師同在福州出差，專程去林府拜訪。林先生人極敦厚誠摯，林師母特地下廚，為我們做了炒米線，此情此景，宛若就在眼前。
同類的軍艦研究，還有鴉片戰爭期間的侵華英艦，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謀劃購買的外艦，甲午戰後清政府向外購艦，在這些研究中，馬幼垣都列出軍艦的線型圖，考訂出這些軍艦的源流和特點，體現出對世界海軍艦船沿革曠闊的專業知識。
馬幼垣曾和我聊起他的西文藏書，比如布拉西主編的《海軍年鑒》(The Nanal Annual. Edited by
T.A.Brassey)，從1886年到1920年代各卷，他基本收集齊全了，這很讓我神往。他在《靖海澄疆》中說，Warship
International，他全部看完過，對此我並不吃驚。這份國際馳名的英文海軍史雜誌，刊登過不少海外學者對晚清海軍軍艦的研究論文，更有不計其數的關於十九世紀海軍技術知識的論文、照片、資料，是西方海軍史研究界援用頗廣的材料，而在中國，即使如壹些大型專業圖書館，也未見有全套收藏的。
我完全同意馬幼垣的觀點，“海軍是高科技的兵種，寫海軍史不從科技角度去交代艦只就會淪落為重心失調的貨色。”回想我自己開始研究近代海軍史，就有幸看過1890、1895等年《海軍年鑒》分卷。還在復旦圖書館研讀過駐德公使許景澄編纂的《外國師船圖表》。1885年，許景澄到柏林履職，發現使館已故隨員劉孚翊和美籍譯員金楷理譯有各國鐵甲船表，認為很有價值，但內容較少，遂與金楷理合作，利用歐洲豐富的海軍艦船資料，編成圖表十三卷，雜說三卷，包括英、法、德、俄、奧、意、日等十九個國家壹千六百多艘軍艦技術參數和兩百四十余幅軍艦艦體圖、結構圖、艦隊陣法圖，於該年底在柏林用洋紙石印，***印壹百部，絕大多數解送總理衙門，使得中國人第壹次全面了解西方軍艦的總體狀況。次年，許景澄感到“初余輯是編，急於成書，隨筆寫印，獻之於官”，內容和體例上尚不完善，又將全書結構重新組織，內容重新修訂，吸收了各國海軍的最新材料(包括壹些正在建造的軍艦)，並將原來附於各表後面的插圖集中於壹卷，編為表八卷、雜說三卷、圖壹卷的第二版。其圖版的精密與準確性，遠勝前版。1986年，我就引用了《海軍年鑒》和《外國師船圖表》的數據和艦圖，撰寫《“定遠”
和“鎮遠”鐵甲艦述略》壹文，在國內海軍史研究中首次公布了李鴻章謀劃購買鐵甲艦時，曾經打算購買的土耳其鐵甲艦“柏來爾”號、“奧利恩”號的型線圖，以及在德國訂購“定遠”“鎮遠”鐵甲艦時，曾參考過的英艦“英弗來息白”號、德艦“薩克森”號型線圖，和“定遠”“鎮遠”的型線圖。實在說來，早些年國內對於西方十九世紀軍艦發展的著作少之又少，能夠請教切磋的人也沒有，只能靠點點滴滴的閱讀、搜索，來逐漸拼湊對於西方軍艦發展的認識，這和國外學者收集世界海軍史所能獲得的便利差距甚大。
相比較而言，臺灣學者條件較我們好很多。臺灣師範大學王家儉教授對於近代海軍史就做過許多開創性的研究，他1970年去倫敦大學做訪問學者，查閱英國外交部、海軍部檔案和國會文書；1979年去哈佛大學進修，在哈佛社圖書館發現大批日本海軍資料，這些對他研究中國近代海軍幫助極大。他的壹系列論文，先結集為《中國近代海軍史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後又進壹步發展為專著《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經我向潘振平先生推薦，2008年在三聯書店出版大陸簡體字版，受到讀者的歡迎。王家儉研究側重文獻史料，尤其是英國檔案，彌補了這方面的缺門，使得中國近代海軍史這項與英國關系極為密切的現代化事業的研究得到雙邊史料的推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我收到王家儉新出版的自傳《夢影萍蹤——壹個農村子弟的奮鬥》(臺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書中提到當年在英國檔案局閱檔的種種細節：壹是原始檔案年代久遠，字跡模糊，且多數是手稿，不易辨識，煞費猜想；二是當時復印非常昂貴，史料又極為豐富，每天抄寫眼花手酸，所錄者極為有限；三是英人規定抄檔只能用鉛筆，大量抄錄十分不便。這些情形，相信史學研究者都有同樣的體驗。王家儉對中西方艦船發展沿革和英國海軍傳統等方面用力不多，他與馬幼垣的研究各有側重，可以互相彌補。當然，治海軍史，全面了解軍艦的發展沿革，乃是基本功，今後學人，內外兼修，將把學術更加提升。
馬幼垣眼大如鬥，目光如炬。言辭犀利，嬉笑怒罵，宛若學術界的“老頑童”。他把北洋海軍軍官稱作“爛泥糊不上壁的癩蛤蟆”；他說李鴻章、丁汝昌是“大飯桶，而且還是破底的大飯桶，怎也不致冤枉他們。虛有其表的大飯桶李鴻章推舉連虛有其表也稱不上的超級大飯桶丁汝昌來主持北洋海軍的發展，悲劇如何能夠避免？”酣暢淋漓，大逞口舌之快。他的不少觀點，我也有同感，但按照大陸學人的行文習慣，我卻難以如此下筆。
馬幼垣曾說：“此集何以取名《靖海澄疆》？這是壹個具有反諷意味的選擇。”本書臺灣版用丁汝昌照片做封面，用陳紹寬(民國時代海軍司令)照片做封底，馬幼垣說是為了“反映兩個不同時代的***同特質——領導人海軍知識和統理能耐同樣嚴重不足”。
作為壹個有深度的海軍歷史學家，馬幼垣對於北洋海軍的失敗有著深深的痛惜，對導致這種失敗的領導者有著強烈的抨擊，這和國內史學界動輒用“愛國將領”之類術語來主導歷史研究，形成鮮明的反差。在甲午戰爭和北洋海軍史研究中，歷來存在著簡單地用政治評價代替學術評價的傾向，這和前些年養成的僵化的觀念體系有很大關系。十幾年前，我因反對某些人士為“濟遠”管帶方伯謙平反而寫文章參與學術批評，就註意到，方伯謙的侄孫女為方在黃海海戰中因逃跑被清政府殺頭壹案鳴冤，但到了國內的寫作者手中，他們的翻案文本則壹定要寫成“弘揚民族魂，繼承愛國精神”，“樹立方伯謙的愛國將領形象”雲雲，他們的整個話語系統，早已被定型和扭曲了。作為海軍史研究的“票友”，我平常寫作史學論文較少，偶爾參加學術會議，總感到充斥著壹堆概念形態的垃圾文章，抄壹些初級史料，重復壹些老生常談，就湊成參加學術會議的“門票”，看到這類論文的遣詞造句，常常不適應，不理解，但也無可奈何。直到今天，這類淺薄的文風仍在繼續著重復著，和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各據半壁江山。在這種情形下，馬幼垣深入細致的研究，就顯得寶貴和富有學術精神。
馬幼垣有些觀點也可進壹步研討。比如他說劉步蟾、林泰增沒勇氣參加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入學考試，“他們僅要求上艦實習，整套留學過程就算過得圓滿，可向清廷交代了”，但他並沒有拿出依據。據我所知，劉步蟾等人不入學而直接上英艦實習，是中英官方的安排，從時間上看，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是先落實了實習，而後才接洽其他人入學考試，與留學生本人膽量無關。故我期待拜讀馬幼垣的進壹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