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1867—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出生在浙江鎮海縣慈溪鎮伏龍山下壹戶貧苦的裁縫家裏。7歲父親病故，他與母親方氏和3歲弟弟相依為命。家境貧寒，失去了讀書的機會，村內同族的私塾老師虞世民，見虞洽卿聰明睿智，待人平和，認為此小孩將來必成大器，就免費收為學生，授傳誦書習字，為虞洽卿後來在上海叱咤風雲打下基礎。虞洽卿發跡後，知恩圖報，敬虞世民老師為上賓，使之安度晚年。
1881年，15歲的虞洽卿經祖叔虞慶堯的幫助，告別家鄉，坐船來到上海學“生意”（當學徒）。他去報到的那天，走在半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虞洽卿馬上脫下母親縫制的新布鞋，手捧兩只鞋子赤著腳走進瑞康染料商店。店主奚老板見了哈哈大笑，雙手拉住了虞洽卿的手，連聲說：“好！好！”說起來也奇怪，奚老板昨夜做了壹個夢，夢見財神爺手捧兩只元寶走進家裏來。今日見到虞洽卿的模樣，正好與夢兆印證，樂得奚老板哈哈大笑。虞洽卿“赤腳財神”的故事，廣傳為佳話。
瑞康顏料商店的奚老板經過多次觀察和考核，見虞洽卿頭腦靈活，做事精明，決定加以重用，讓他跟大夥計外出“跑街”（接洽業務）長長見識。有壹次，虞洽卿來到壹家洋行，看到壹批生銹的顏料箱正要低價拋售，他細心地察看箱子，發現鐵箱是海運中碰到水而生銹的，顏料質量沒有受影響，他向奚老板匯報後，全部低價“吃進”，使瑞康顏料商店發了大財。虞洽卿做學徒，年底按慣例發給鞋襪費12元，可奚老板另外追加40元，破格提升他為“跑街”先生。
虞洽卿經常跑洋行，見洋人，雖然在工作生活中學會幾句“洋涇浜”英語，但他看不懂英文，更不會書寫英文。他利用晚上去英國人在青年會開設的夜校學習英文，在夜校裏交結了許多外國朋友。通過刻苦認真的學習，虞洽卿能講壹口流利的倫敦口音的英語，並能讀寫英文，同時又學會了德語、俄語、法語，虞洽卿學習外語可說是天賦奇才。虞洽卿在瑞康顏料商店工作12年，為瑞康店盡心盡力，使顏料店在劇烈競爭中站穩了地位。商店事業有了進展，奚老板為拉攏虞洽卿，送他股份成為股東，虞洽卿承蒙老板栽培，出資200兩銀子，做了瑞康店的股東。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寶島臺灣被日本割占。那時候的上海，洋人氣焰十分囂張，越界擴展租界，清政府對洋人屈膝妥協，對百姓加重欺壓。虞洽卿要想出人頭地做壹番大事業，還是要借助洋人，他跳出“瑞康”，請人推薦進入德商魯麟洋行做“跑樓”（副買辦）。虞洽卿在上海灘“人頭熟”、“吃得開”，工作非常出色，深得洋行總裁的賞識。不久，被提拔為買辦。中國人做買辦除了高薪之外，最主要的收入是在為洋行買入賣出貨物中收取Commission（傭金）。傭金是外國洋行對中國人做買辦的壹種獎勵。虞洽卿在德商魯麟洋行做了九年買辦，集聚壹大筆財富，開始投資閘北房地產業。虞洽卿牢記阿姆（母親）的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在寧波同鄉中，他樂於助人，幫人排愁解難，尤其寧波籍的店主，經常在貿易中受到洋人欺詐，自己不懂英文，有理亦說不清楚。他們請“阿德哥幫忙”，阿德哥樂於幫助店主與外國人交涉，爭取權利。虞洽卿名和德，寧波人叫他“阿德哥”。“阿德哥”名聲大揚。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借口拓展馬路，強制寧波同鄉會設在上海法租界四明公所的殯儀館和義冢墓地拆遷。法租界當局的做法使亡靈不得安寧，觸怒了寧波人的憤怒。在中國土地上，中國人有權利保護自己的祖先，中國人，尤其大批在上海的寧波人，團結起來抗議法租界當局的拆遷決定。具有民族正義感的阿德哥虞洽卿當仁不讓，協同四明公所，發動抗議示威，組織中國勞工，進行罷工鬥爭。在強大的人民群眾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下，法國租界當局收回拆遷決定，法國領事館立下石碑劃定地產，保證不再侵犯，四明公所取得勝利。虞洽卿的大名在上海家喻戶曉，成為商界的大亨。
1903年華俄道勝銀行聘虞洽卿出任中國買辦，首次進入金融業銀行界，與高層洋人社會交往。在與外國駐華銀行金融業務的交易中，虞洽卿精明幹練，辦事效率高，這使得銀行界高級洋人對他有很好評語。1905年荷蘭銀行急需聘用熟悉中國社會情況的買辦，在洋人的推薦下，荷蘭銀行重金聘任虞洽卿為中國買辦，管理銀行業務。虞洽卿盡心盡職為銀行拓展業務，獲得豐厚的利潤，深受荷蘭總行的信任，虞洽卿在荷蘭銀行任職22年，直至60多歲退休。
虞洽卿任銀行買辦時期，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英、法、日等組成了八國聯軍侵犯中國，攻入北京城，簽訂《辛醜條約》，1901年簽約庚子賠款條約，賠款總額四億五千萬兩銀子。清政府急於支付各國賠款，籌措賠款，不得已向各國組成的銀行團借款。華俄道勝銀行、荷蘭銀行都參加籌款銀行團，虞洽卿有機會參予借款的工作，與清王朝的皇親大臣攀龍附鳳，並進言建議如何談判，受到清政府的重視。1906年慈禧太後頒布“預備立憲”，派端方、載澤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虞洽卿被欽點隨團出訪。這使他對國外工商業有了進壹步了解。回國後，他上疏慈禧太後，提出“列強利用銀行來盤剝中國，制約中國工商的發展，為了振興實業，挽回權利，必須創辦中國人自己的銀行”。這個建議被清政府采納。虞洽卿邀集寧波籍的大資本家周金箴、朱葆三等人發起創辦四明銀行，資本150萬兩白銀，清政府農工商部註冊，中國第壹家私人銀行在1908年9月11日，英租界江西路上正式開始營業，虞洽卿被推為理事。
20世紀初，上海至寧波的水上運輸被洋人太古輪船公司、東方輪船公司以及官僚經營的招商局輪船公司所控制，船票價高使寧波人非常不滿意。虞洽卿見是壹個很好的商機，他邀集嚴筱舫等人籌建壹個股份制公司，每股5元，許多寧波人購買股票入股，***集資40萬元，於1909年成立寧紹輪船公司，虞洽卿擔任總經理。為了與外國輪船競爭，寧紹輪票價比其他三家輪船公司便宜，船員服務好，所以客運貨運都很興旺。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為打垮寧紹公司，把統艙票從壹元降到三角，並送毛巾、肥皂，進行“虧本競爭”，使寧紹輪業務直線下降，無法維持。在危機時刻寧波同鄉會組織船票維持會，籌集資金貼補支持，寧紹公司以低價票價和外商競爭，這種競爭“兩敗俱傷”。最後外國輪船公司與寧紹公司協議平衡船票價格，競爭中寧紹公司在航運業站穩腳跟。
三年後，虞洽卿與公司大股東因購買“甬興輪”產生矛盾，退出寧紹公司。1913年他獨資創辦了三北輪船公司，資本20萬元，總部遷到上海。虞洽卿的理財投資有獨到之處，買船只要首付30%，航行後逐年付清船款，以船養船。買船以船作抵押，可以向銀行貸款70%船款價，只要首付30%買船的現金，40%的錢可以作為公司的流動資金周轉，買船越多，公司越有錢。虞洽卿可以充分利用荷蘭銀行買辦身份，在銀行業借到更多錢，發展三北輪船公司。最初購“慈北”、“姚北”、“鎮北”三艘輪船，航線上海至寧波、沈家門，以及上海至鎮江，所以稱“三北輪船公司”。不久又以100萬元買進荷蘭造1320噸的鋼殼輪船，航行於南北沿海大城市天津、大連、青島、寧波、福州、廣州和南洋各島。1917年又創辦寧興輪船公司，購買了3439噸的“寧興”輪，專營天津、大連至上海的航營業務。1918年12月虞洽卿出資盤進英商註冊的華英合資鴻安商輪公司，購回英人的股份。盤進了“長安”“德興”二艘船舶，以及倉庫、碼頭，總資金45萬元，改組為華商輪船公司。增加資本為100萬元，新購“武林”、“之江”、“華威”三艘輪船，***計5604噸，繼續營運長江、沿海及遠洋航行。
虞洽卿認識到“航業之興替，碼頭棧房為重要”。在1916年就建造鴻升碼頭堆棧公司。為了修理本集團公司的船舶，又建立了三北輪船公司機器廠，設有修船的船塢，還能制造小型輪駁、躉船及其附屬設備。
從1914到1921年，三北集團已形成了三北、寧興、鴻安輪船公司，成為擁有18艘大輪船和行駛浙江沿海的45艘小輪船，以及碼頭棧房、船舶修造的聯合企業，資本320萬元，輪船碼頭堆棧、工廠資產700萬元。三北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華商航行集團。
20世紀初，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動蕩不安，政局變幻莫測。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袁世凱篡奪革命成果，孫中山領導第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稱帝，袁世凱死了，北京出現北洋軍閥政府。北洋軍閥直系、皖系、奉系三派為了爭奪北京政府權力和地方割據勢力，長期混戰，永無寧日，人民朝不保夕，國土四分五裂。在這樣的政局動亂時期，中國民族資本家為了保護自己創立的工商業，為了應付軍閥、官僚和地方黑勢力，心態非常復雜，他們具有基本的愛國、愛民族的精神，要求國家統壹、富強。另壹方面為了生存，保護自己的工商業，借洋人勢力，與軍閥、官僚拉關系。他們知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道理，又要借洋人勢力壓軍閥，借老百姓的力量壓制洋人侵略擴張。虞洽卿從小接受傳統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十裏洋場租界裏成長，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經歷過戊戌變法思潮，接受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洗禮。在與洋人長期交往過程中，他了解了洋人租界當局如何統治租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說虞洽卿有了自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處世的人生哲學。1911年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提供房屋供同盟會秘密活動，派人保護同盟會上海負責人陳其美的安全，提供活動經費8000銀元，動員商團武裝參加上海起義。辛亥革命勝利，成立南京臨時政府，虞洽卿以上海總商會的名義募捐百萬多元以資解決臨時政府的財政困難。孫中山先生非常感謝上海財團虞洽卿等人的支持。
辛亥革命失敗後，虞洽卿卷入軍閥鬥爭的旋渦，支持直系軍閥段祺瑞北洋政府。段祺瑞北京政府1924年聘他出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和全國商會副會長。1925年5月，日本內外棉七廠資本家開槍打死***產黨員顧正紅，打傷10多位工人，這壹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無比憤怒，中***中央決定把工人運動和市民反對租界當局的鬥爭結合起來，舉行反帝示威鬥爭，5月30日，上海各校學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閘捕房門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貨，愛用國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英國巡捕向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死傷數十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中***中央決定組織反帝統壹戰線，發動“三罷”鬥爭。上海20萬工人實行總罷工，5萬學生罷課，大多數商人罷市。上海成立反帝運動領導機關工商學聯合會。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激於義憤，尤其認為抵制日貨，愛用國貨是“有利”民族工業發展的愛國運動，於是他率領商會參加反帝鬥爭。20萬工人罷工，重要的是解決工人和家屬100萬人的生活問題。總工會李立三與總商會虞洽卿協商，做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相互支持，堅決進行反帝鬥爭”。以總商會名義公開登報，致電各大城市的商會、愛國人士、僑商僑胞，呼籲募捐支持上海反帝鬥爭。虞洽卿領頭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紛紛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華僑以及國際工人組織的捐款源源而來。僅10多天，匯集到上海總商會的捐款達237萬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反帝運動。
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威逼利誘民族資產階層，對虞洽卿施壓。虞洽卿表示“決向各商勸導早日開市”、“設法改善局勢”，商會專門成立了“五卅委員會”，提出的13條與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條分庭抗禮。修改後的13條刪去了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陸軍等4條，這是帝國主義難以接受的條款，商會作出暫時妥協，但保留了維護中國人的民權，撫恤死傷工友；懲辦肇事的英國警官與槍殺中國工人的日本資本家；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增加工人工資，罷工工人給予生活費補助等。條款送租界交涉署，轉交各國駐滬領事團。帝國主義各國壹致認為為了保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可以在民權上經濟上作出重大讓步，同意上海總商會的條件。為了保存力量，滿足工人提出的經濟要求，中***中央決定逐步復工。五卅運動形成了反帝鬥爭的新高潮。
1924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確定了“聯俄、聯***、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使之成為國***合作的基礎。革命統壹戰線建立，建立了國民革命軍，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1925年3月，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逝世後，廣東國民政府成立。1926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蔣介石任北伐軍總司令，兩湖戰場殲滅吳佩孚軍隊主力，攻克武漢。江西戰場殲滅孫傳芳軍隊主力，攻占南昌。東路北伐軍攻克福建，占領杭州，前鋒直逼上海。北伐戰爭勝利進軍，促使了上海商界頭面人物虞洽卿與國民黨軍事特派員鈕永建的見面，商議推翻孫傳芳在上海的統治，奪取政權。虞洽卿主要為了報復孫傳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幫辦和上海總商會會長職務，所以極力聯絡***產黨，發動民眾暴動，奪取上海政權。中***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和中***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主張建立從資產階級到工人的聯合戰線，發動工人武裝起義。陳獨秀講：“無產階級避免領袖地位。”“即使起義成功，工人可不參加政權，”“我們只求得民眾自由。”陳獨秀主張：“我們現在可以有兩個領袖，鈕永建是軍事的、虞洽卿是民眾的領袖。”虞洽卿等籌集起義的經費，支持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3月22日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經過28小時戰鬥，取得了勝利。陳獨秀在活動分子大會上發表演講：“我們看清楚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大資產階級是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對革命是贊成的，但自己是不幹的，所以中國革命只有無產階級出來擔任。”大會產生了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會19人，***產黨人有9人，占多數，無產階級掌握了上海市政權。鈕永建、虞洽卿是執行委員。不久，資產階級代表6人聲明辭去市政府委員，與無產階級分道。
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不久，蔣介石以北伐軍總司令身份到達上海。上海財團虞洽卿、錢新之等十分擔心上海被***產黨和工人掌握，他們把自己的命運掛到蔣介石的戰車上。虞洽卿於1920年2月1日創辦了中國以股票為龍頭的第壹家綜合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長。壹般交易所的買賣是由經紀人經手代辦的。此時，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組成的“恒泰號”，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機構之壹。蔣介石等成為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進行各種證券及棉紗的投機買賣。蔣介石賺到了大錢。1921年夏秋時，交易所突然崩盤，股票大跌，1922年2月蔣介石變成窮光蛋並負債累累。當時蔣介石參與策劃大鬧上海證券交易所，妄想侵吞日商100萬元匯款。虞洽卿為此請“大亨”李征五幫忙，最後由金融界大亨葉琢堂出面調停，虞洽卿由交易所拿出6萬元給蔣了事。蔣介石拿著自己分到的錢，結束了在上海的經濟投機，赴廣東投奔孫中山。
蔣介石衣錦榮歸上海，深知上海的實際控制者不是官府，而是大商人和黑道青洪兩幫的老大。蔣介石的勢力要在上海和全國站住腳跟，就必須得到上海大財團的支持，得到龐大軍費和政治活動資金。蔣介石到達上海即向歐美各國表示：“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來改變租界的現狀。”3月26日晚，蔣介石接見了上海商會聯合會主席虞洽卿，蔣表示：“直魯聯軍完全撤至長江以北，北伐軍攻占南京。”“我對收回租界問題，決不訴諸武力，希商界放心。”虞洽卿得到蔣介石保護有產者的保證，以商會聯合會主席的名義，向銀行、錢莊業攤派300萬元交給蔣介石，商業聯合會“自動捐助”500萬元，支持蔣介石“4·12”政變。
“阿德哥”虞洽卿身兼全國工商協會會長、上海總商會會長、上海航業公會主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公***租界納稅華人會主席、工部局華董、萬國商團中華隊公會會長。“在商言商”，不涉及政界，作為壹個近代民族工商業家，他所代表的民族資本家利益，勢必同外國資本有經濟上的矛盾。他處於舊中國的社會裏，擔任多年買辦，“則因職務關系，與外人日益接近，對於外人性情習慣，莫不了然於胸，由是，有事交涉，輒能不卑不亢，洞中窺要，以自維其大國人民之氣概。”社會是培育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學校，在民族、國家的問題上，能表現出壹個人的良知與氣質。民族資本家有軟弱妥協的壹面，虞洽卿在五卅運動中能參加鬥爭，積極募捐支持工人罷工鬥爭，但在關鍵時刻考慮有資者的利益，與帝國主義妥協，平息鬥爭。上海工人武裝起義，虞洽卿從資本家立場出發，為了推翻直魯軍閥孫傳芳與中***謀劃上海民眾暴動。武裝起義勝利後，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他就辭去市政府委員，投靠蔣介石，謀求在國民黨政權的扶助下發展企業。
1927年以後虞洽卿從荷蘭銀行買辦退休，集中精力經營航行事業，成為上海的大聞人。1936年虞洽卿的70大壽，由上海市第壹特區（公***租界）市民聯合會主動發起。經過工部局董事會開會討論，虞洽卿為“維系和推動中外關系”做出貢獻，會議壹致通過以虞洽卿之名來重新命名“西藏路”的決議，改西藏路為虞洽卿路。
抗日戰爭爆發後，虞洽卿斷然拒絕出任上海偽政府市長，頂住日本特務機關和汪偽政府的威脅。抗戰時期，租界人口激增，糧食短缺發生恐慌，為了平穩糧價，穩定社會，工部局決定讓虞洽卿籌措糧食。虞與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齊合夥組織了中意輪船公司，輪船掛意大利國旗，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國，所以往西貢、仰光等地運米到上海的輪船，不受日本海軍幹涉。解決了租界缺糧的危機。實際上虞洽卿每次運糧都私留出壹定噸位給自己裝米，返滬後米高價流入黑市，他從中賺了500萬元。
1941年春，戰爭局勢緊迫，虞洽卿告別上海乘船赴香港，1942年轉到重慶。76歲的虞洽卿，在重慶與王曉籟等組織了三民運輸公司，購買了300輛道奇卡車，從緬甸、仰光等運送五金配件和機器，供抗日戰爭軍需民用。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在重慶逝世，享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