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淮右襟喉,江南襟喉”:
自東漢末以來,合肥壹直是江淮地區重要的行政中心和軍事重鎮,是兵家必爭之地,有“江南唇齒,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之稱。
“合肥”地名來自北魏酈道元《水經註》中關於"夏水暴漲，施合於肥”之記載，簡稱廬，古稱廬州、廬陽，解放後定為安徽省省會。地處中國東部地區、長江下遊、巢湖之濱、瀕江近海。全常住人口7~8百萬，城鎮化率70%以上。
是 歷史 古城，自秦建制至今已有2200多年 歷史 ，曾為揚州、合州、南豫州、廬州、德勝軍、淮南西路等治所，歷為江淮地區行政軍事首府。
古代中國發生戰亂，尤其是出現南北分治時，江淮便是重要戰場，襟喉唇齒就是其極具現實的稱謂，是指戰略地位重要，北人得徐廬當可前出長江天險，與南人***有之，進可攻退可守;南人據徐廬，可扼據長江天險，守徐廬準泗屏江南，伺機北進，故曰襟喉唇齒！
《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張遼威震逍遙津”
三國時， 歷史 上曹魏與孫吳為爭奪合肥，曾經在此地鏖戰近了32個年頭，10萬人以上水陸會戰多起。當時，孫權在江北濡須口（今裕溪口附近）建立了軍事據點，作為東吳的北門鎖鑰；曹操派重兵據守合肥、皖城（在今潛山縣級），作為向南攻打孫吳的基地。因此，魏吳雙方在這幾個地方頻繁進行大戰。公元二壹三年，曹操以合肥為根據地率兵四十萬在濡須口攻打東吳，無功而返。公元二壹四年，孫權派大將呂蒙、甘寧攻打皖城，魏將朱光及守城軍民數萬人被俘。魏晉、南北朝時，合肥是南北軍事前沿陣地。素有 “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這是合肥在 歷史 上的軍事戰略地位決定的。
合肥地處江淮地區腹地，自古水運發達，北接淮河水系，南連長江水系。在秦漢時期，合肥就是南北雙方重要水運中轉節點，北方貨物自淮河水運，經合肥集散轉運，經巢湖，南下進入長江水運；南方貨物反之亦然。正是因為合肥在南北水運中的重要交通樞紐地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合肥成為《貨殖列傳》中記載的全國十八個商業都會之壹。這也是目前合肥作為地名可以查詢到的最早的正式史書記載。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因為交通便利，使得合肥在和平時期是商業集散運轉的經濟重鎮，經濟發達；在戰爭時期又成為軍事重鎮，歷代兵家必爭之地，飽受戰火摧殘。
壹、“淮右襟喉”
“淮右”，淮河的西部地區。古人建築面南背北，方位上，左為東，右為西。“襟喉”，衣領和咽喉，代表要害之地。“淮右襟喉”，表明合肥是淮河西側大別山地區的交通咽喉要道，西出合肥，無論水陸，都可以深入大別山腹地。
早在吳楚爭霸時代，合肥周邊的江淮地區就是吳楚兩國反復拉鋸的軍事用兵之地，同時江淮之地的得失關乎淮河控制的得失。
吳王闔閭即位後，政治上支持伍子胥變法，軍事上支持孫武整軍經武，經年吳國大治。對楚戰略采納“三師疲楚”，不斷騷擾楚國，楚國疲於應付，楚國國力數年後損耗嚴重，造成江淮之地防備日漸松弛。經過六年的疲楚戰略後，吳國利用楚國和蔡國、唐國的矛盾，以救蔡為名，千裏奇襲楚國。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親自掛帥，以孫武、伍子胥為大將，精兵3萬沿淮河快速西進，經蔡地，“兵貴神速”，直入楚國腹地。柏舉之戰，吳國軍隊大敗20萬楚國主力。十日後，攻陷楚都郢。
二、“江南唇齒”
“江南”，長江以南地區。“唇齒”，唇和齒，比喻關系密切，相互依靠，唇亡齒寒就是這個意思。
淮河、長江既是兩條自然河流，又是兩條南北天然的軍事防線。淮河，長江之間的江淮地區軍事得失關乎兩條防線的進攻與防禦。魏晉、南北朝、宋金等但凡南北大分裂時代，“守江必守淮”是南方勢力的既定原則的軍事戰略防禦。
三國時期，合肥是曹魏進攻孫吳的軍事橋頭堡，虎視江南。數十年間，雙方圍繞合肥進行反復攻防爭奪，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張遼以少勝多，威震逍遙津，因為《三國演義》，大家耳熟能詳。後來魏征東將軍滿寵出於軍事考慮，棄老城，築新城，繼續合肥軍事防務。後以合肥作為軍事進攻基地與軍事跳板，大軍南下，東吳滅亡，天下歸晉。
“打過長江去，解放前中國！”。
偉大的中國解放戰爭中的決戰戰役，渡江戰役的總前委由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五人組成，鄧小平為總前委書記。1949年4月初，為了便於靠前指揮整個渡江戰役，總前委移駐合肥肥東瑤崗村，在這裏指揮了整個渡江作戰，直至渡江勝利後進軍江南。
現在巢湖北岸湖畔建有氣勢恢宏的渡江戰役紀念館，其榮譽作為指揮中心的合肥受之無愧。
古代淮與江南是戰場，襟喉唇齒都有極其重要的意思，是指戰略要地，合肥市以前有這個稱呼。《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張遼威震逍遙津” 三國時， 歷史 上曹魏與孫吳為爭奪合肥，曾經在此地鏖戰近了32個年頭，10萬人以上水陸會戰多起。當時，孫權在江北濡須口（今裕溪口附近）建立了軍事據點，作為東吳的北門鎖鑰；曹操派重兵據守合肥、皖城（在今潛山縣級），作為向南攻打孫吳的基地。因此，魏吳雙方在這幾個地方頻繁進行大戰。公元二壹三年，曹操以合肥為根據地率兵四十萬在濡須口攻打東吳，無功而返。公元二壹四年，孫權派大將呂蒙、甘寧攻打皖城，魏將朱光及守城軍民數萬人被俘。魏晉、南北朝時，合肥是南北軍事前沿陣地。素有 “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東漢末年，豪傑並起，天下大亂。自此至公元589年隋文帝重新統壹全國，其間歷經魏、晉、南北朝，除西晉時的短暫統壹外，300余年間中國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狀態。而合肥位居皖中，地處江淮腹地，歷來是南、北方必爭的戰略要地，素稱“淮右襟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者，得合肥則可以西向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韓無咎的《風土論》曰：合肥“腹巢湖，控淮甸，膺濡須，枕潛皖，實用武之地”。正因為如此，在合肥這塊土地上，歷魏、晉、宋、齊、梁、陳及其後，戰爭無虛日。尤其是在三國時期，合肥更是戰爭連年，是吳、魏反復爭奪的焦點，因而合肥成為著名的三國古戰場，三國遺址遍布城鄉。至今合肥還存留著逍遙津、飛騎橋、教弩臺、回龍橋、斛兵塘、三國新城等遺址。
劉馥治合肥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廬江太守李彬攻殺了揚州刺史嚴象，梅乾、雷緒等各聚眾數萬人在江淮之間起兵。在此朝廷岌岌可危，天下大亂之時，曹操為了控制江淮通道，鞏固淮河南北地盤，遷揚州治所於合肥，任劉馥為揚州刺史。 劉馥，相（今安徽濉溪縣境內）人。公元201年，他“單騎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當時的合肥，因戰亂不息，人口逃散，田地荒蕪，城市幾成廢墟。在此情形下，劉馥決定從屯田入手，恢復當地的農業生產。他大量招募流民，向他們提供全部或部分生產資料，如犁、牛以及其他農具和種子等，使在戰亂中失去再生產能力的農民盡快恢復獨立經營的能力。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他大力興修水利。短短數年間，劉馥經營合肥便取得了重大成效，為曹魏集團在“江淮間郡縣殘破”的防線上建立起壹座軍事強鎮。據《三國誌·魏書·劉馥傳》記載：“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興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埸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以為戰守備。” 劉馥駐節合肥9年，把合肥治理成魏之“巨鎮”，使孫吳軍隊“終吳之世不能溯江窺江淮。”同時，劉馥在合肥進行的屯田、興修水利等活動，改進了合肥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推進了合肥區域農業發展的 歷史 進程，對恢復當時的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張遼威震逍遙津
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基本上統壹了北方，實力大增，遂準備南下消滅劉備和孫權。但由於孫、劉聯合，大敗曹軍於赤壁，使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赤壁戰後的五六年間，曹操不斷在江淮地區用兵，欲從此處突破長江天塹，統壹江東，但遭到了孫吳的頑強抵抗。曹操只好改變策略。為避免兩面受敵，他壹面暫且放棄統壹江東，派大將張遼等在合肥屯兵息軍養士；壹面親率大軍西征張魯，試圖奪取漢中，進壹步擴張自己的實力。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吳主孫權乘曹操西征之際親自率兵10萬進攻合肥。而此時合肥城內僅有張遼、李典、樂進及薛悌等率7000余人駐守。兩軍對峙，眾寡懸殊。 曹操在出征之前，估計到孫權有可能再次進犯合肥。因此，他預先寫了壹道命令，封於木函中，交給護軍薛悌，要他“賊至乃發”，按計行事。當孫權兵臨城下之際，薛悌與諸將打開木函，見命令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在曹操看來，張遼、李典是能征善戰的猛將，故使之出戰，樂進為人持重，故使之守城；護軍薛悌乃文官，故不參戰。 諸將看罷命令，疑慮重重。樂進、李典等認為，兩軍兵力對比懸殊，出戰很難取勝。張遼見此拍案而起，曰：“曹公今遠征在外，若坐等援軍來救，即便援軍來到，那時吾等也早被吳軍擊破。現當乘吳軍立足未穩之時，主動出擊，方能挫其銳氣，守住城池矣。”樂進等聞聽張遼之言，仍猶豫不決。張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壹戰，諸君若疑，吾張遼獨決之。”李典素與張遼不和，此時見張遼如此堅決，亦慷慨陳詞：“此國家大事，既然將軍主意已定，奮不顧身，吾等能以小私而舍大義乎？”於是，眾將遵從張遼之見，連夜征募敢死之士800人，並設宴犒饗，以壯軍威。 次日晨，張遼披甲執戟，大呼“張遼在此”，率眾沖入敵陣。此時，吳軍毫無準備，不知所措。張遼連續擊殺數十人，並斬殺了東吳的陳武等兩員大將，直逼孫權帳下，要取其性命。孫權大驚，倉惶間登上壹個土壘，手持長戟自守。吳軍見張遼兵少，迅速圍了上來，密密麻麻地將張遼圍了好幾層。張遼毫無懼色，左沖右突，殺出壹條血路，帶領麾下數十人沖出包圍。這時，李典也帶人接應，雙方戰至中午，吳軍傷亡慘重，士氣大挫。張遼見出戰的目的已經達到，遂率眾回城，加強防衛。 之後，孫權雖持續圍城十余日，但終不能破城，遂撤軍返歸。當吳軍紛紛返撤之時，孫權與少數將領在逍遙津北岸巡視，恰被魏軍偵知。張遼即率步騎數眾突襲孫權。吳將甘寧、呂蒙等與張遼奮力拼殺，淩統則率親兵護衛孫權突圍。當孫權等騎馬行至逍遙津橋時，見橋南板已被拆除丈余而不得過。在此危急關頭，吳將谷利急中生智，於孫權坐騎後猛著壹鞭，“以助馬勢”。駿馬奮力壹躍，飛橋而過，孫權奪路而逃，幸免於難。 此戰史稱“張遼威震逍遙津”，是三國時期魏軍創下的壹個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
合肥三國新城 由於合肥壹再遭到孫吳的圍攻。魏青龍元年（公元233年），魏征東將軍滿寵上疏魏明帝，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吳軍北上圍城，“得據水為勢”；而魏“官兵救之，當先破大軍，然後圍乃得解”；敵軍來攻“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為此，滿寵建議：“移城內之兵於城外”，在合肥城西三十裏“有奇險可依”，可於此另築新城，引誘吳軍遠離水道而趨平地，便於“掎其歸路”，克敵制勝。當時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認為自動撤出合肥，城“未攻而自拔”，是“示天下以弱”。滿寵申述曰：主動“移城卻內”，並非示弱，虛虛實實，正合兵家之“詭道”。經魏明帝許可後，滿寵等即趕築合肥新城。不久，新城即告竣工。 新城建成後二十年間，吳軍屢次圍攻均無功而返。公元233年，新城甫成，孫權即發兵進圍。滿寵得報，對諸將曰：“孫權今知我移城，必然在兵士中發自大之言。今大舉前來，勢欲功在必得，雖不敢貿然進攻，必當上岸耀兵。”於是，滿寵派遣6000步騎埋伏於淝水隱蔽處“守株待兔”。恰如所料，孫吳果然上岸炫耀兵威。這時，魏軍伏兵突然殺出，孫吳軍隊措手不及。由於遠離水道，吳軍不敢貿然下船進攻，耀兵受挫後即撤退。滿寵創造了壹個出奇制勝的戰例。 魏青龍二年（公元234年），孫權親率10萬兵力再次猛攻新城。滿寵恐寡不敵眾，欲放棄新城，退守壽春。據《三國誌·魏書·明帝紀》載，時魏明帝曹睿堅決不許後退，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明帝親禦龍舟東征，迎戰孫權。滿寵艱苦守城，募壯士，折松為炬，火燒吳兵攻城器具，亂箭射死孫權之侄孫泰，最後迫使孫權撤圍而走。 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孫權死後第二年，吳太傅諸葛恪統率大軍20萬進軍淮南，連續數月圍攻合肥新城。而此時守城魏軍僅3000人。魏將張特見吳大軍來犯，深恐眾寡懸殊，遂堅守城池，不與吳軍交戰。諸葛恪指揮兵士沿城壘築土山，決心破城。張特眼見新城將陷，遂冒險前往吳營詐降，施計對吳將說：“吾已無心再戰，然魏法規定，遭圍攻百日而不得援軍來救，雖降而家人不受連坐。今吾城已受圍九十余日，城雖將陷，但尚有半數人不願降，請容吾再行說服，明日即將名冊呈送。”吳軍中計，遂停止攻城。而城中守軍得此喘息機會，連夜堵塞城墻缺口，頑強死守。吳軍久攻不下，疲憊不堪。時值盛暑，病者大半，諸葛恪卻禁言士卒多病，不聽將領計議，壹意孤行，致使天怒人怨，士氣低落。待魏軍援兵趕到，諸葛恪不得不率眾撤退。諸葛恪無奈而嘆曰：“此戰，非吾所不能，乃天不助吾也。” 三國新城存在近50年。至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晉滅吳國，才廢除新城，遷回原址。新城遺址位於合肥西北15公裏雞鳴山東2.5公裏的淝河北岸，現尚存夯築城垣殘基大、小土墩18處。城垣底部最寬處約30米，最高約6米，城址呈長方形，南北長約400米，東西寬約250米，總面積約10萬平方米。城四周仍可分辨出寬約50米的護城河道。有人從遺址中采集到青銅三楞形箭頭、鐵撞車頭、鐵逆須釘等城防兵器，當時攻防之烈可見壹斑。
韋睿堰水破合肥 南北朝時，合肥是南北方政權反復爭奪的戰略要地。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公元505年），南梁大舉進攻北魏。時合肥為北魏所占，梁派大將韋睿率軍攻合肥。 韋睿進至合肥城下，見合肥城池地勢低窪，遂決定作堰圍淝水以灌城。堰成，“水通舟艦”。此時，魏將楊靈胤率5萬援軍來救。梁軍見敵勢強大，也要求增兵，韋睿曰：“敵已至城下，方求援兵，無異於遠水救近火，兵家之道在於全體將士團結壹心，非靠兵眾。”韋睿身先士卒，率眾打敗魏之援軍，於是軍心稍定。 此後，梁軍又在堰堤旁築小城駐守。魏軍奮力攻破小城，殲滅守堰梁兵千余人，並乘勝進至堤下。梁軍又恐慌起來。梁監軍潘靈祐等勸韋睿撤軍巢湖。韋睿怒曰：“將軍可死於戰場，決無退卻之理！”他令手下將朝廷授予的傘、扇、麾等插於堤上，以示誓死之決心。魏軍終不得破堤。韋睿在堤上築壘，加強防衛。淝水被堵塞，堰水漸滿，韋睿起動戰船，從四面攻城，戰船高於合肥城。北魏軍束手無策，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被梁軍弦弩射死。眾兵士相顧悲哭，痛感大勢已去，無心作戰，合肥遂為梁軍所破。梁軍入城，“俘斬萬余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南梁從此遷豫州治所於合肥。 此戰使合肥城池盡毀，然梁將韋睿之膽略深受史家贊賞。康熙《合肥縣誌》雲：“睿每晝夜接客旅。夜讀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令，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歸。”
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全國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狀態，戰爭頻仍，全國各地的人口變動劇烈。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全國人口是5648萬人，但到了三國末期魏國合並吳蜀二國後，不過600多萬人。故魏國的陳群對魏明帝說：“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壹大郡。” 三國時期人口減少的狀況，在合肥地區更為嚴重。曹魏與孫吳在合肥征戰幾十年，造成大量人口死於戰亂。孫吳和曹魏還經常把江淮之間的人口擄掠到江南或淮北。公元201年，劉馥到合肥，見到的是田地荒蕪、人口逃散的殘破景象。吳五鳳二年（公元255年），曹將文欽降吳，把淮南百姓數萬人劫持到江南。有壹次，曹操準備強迫江北人民遷徙到內地，消息傳出，九江、廬江各郡人民紛紛渡江南遷。數日之間，從合肥以南到皖城就成了無人地帶。舊誌雲：“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裏，逡遒諸縣無復民戶”。三國後期，曹魏在與孫吳的爭戰中已明顯占據上風，江淮之間形勢趨於穩定。控制魏國朝政的司馬懿為積蓄吞並吳國的軍資，在兩淮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軍屯，取得很大成效。屯田數年後，淮河南北，到處是屯田的軍隊。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在兩淮屯田的官兵人數有10萬余人。屯田期間，大軍每次出征，總能在江淮之間達到充足的糧食供應。曹魏屯田對盡快恢復江淮地區的 社會 經濟起到了很大作用。西晉鹹寧元年（公元275年），政府又將壹批官奴婢送到合肥地區代替屯田士兵，種植水稻。西晉時，合肥地區經濟文化漸有發展，出現了“風土明茂，皆勝淮左”的繁榮景象。 東晉南渡後，留在淮河以北的西晉官吏和人民不願受異族統治，大批南遷。東晉為了安置他們，在大江南北設立了很多的僑州、僑郡、僑縣，是為僑置，即用北方的地名、政區名在南方設立建制單位，來管理北方來的僑民。南朝的宋、齊、梁、陳也用僑置法安置北方南遷的人口。正如《宋書·誌序》所雲：“魏晉以來，遷徙百計，壹郡分為四五，壹縣割成兩三”，“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讀史方輿紀要》亦說：“晉棄中原，南北淆亂，州郡縣邑，紛紛僑置。”包括合肥在內的江淮之間是南朝安置北方僑民的地區之壹。東晉在合肥地區設置梁郡與南梁郡，其郡治滁陽在今肥東縣境內。南朝劉宋設置南汝陰郡與汝陰郡，治所在合肥。春秋慎縣、漢代慎縣本在淮北潁上縣境內，宋僑置慎縣於今肥東縣境內。 東晉和南北朝的僑置，使大量黃河流域人口流入合肥，他們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同時，貴族地主又利用大批奴隸和佃客從事墾殖。耕地面積的增加和耕作技術的提高，使農產品的產量有了很大提高。晉元帝大興元年（公元318年），元帝司馬睿認為江淮地區宜種麥，號召人民到了秋天就在幹地下種，不要誤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而每年多收的麥子，就是遇到了旱、蝗災害，也有補救。這就改變了過去江淮地區農民只重視壹季作物的習慣，促進了合肥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