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在空前的繁榮盛世下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奢侈、驕怠、貪汙、腐敗等罪惡的毒瘤藉盛世瘋長，正日益腐蝕破壞著國家和社會的肌體。當朝廷上下對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沈湎於盛世而自我感覺良好時，清王朝卻從盛世的頂峰迅速滑落，很快從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衰落緊隨鼎盛，壹切都發生在乾隆年間，與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的由盛轉衰的歷史悲劇驚人地相似。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經濟繁榮，是經過順治、康熙、雍正幾代人勵精圖治、奮發圖強的結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時，朝廷上下，從皇帝到各級官吏好大喜功，統治者放松了吏治，丟棄了先前廉政簡政的傳統，奢靡貪汙之風日益盛行。由於乾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終朝兵事不斷。所謂十全武功，曠日持久，勞民傷財。乾隆朝歲入雖比前代有所增加，但開支增加得更快，國庫積儲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慶改元時，接過的已是壹個龐大的空架子，以至於嘉慶不得不拿和□開刀，補充國用。同時，在乾隆朝歲入增加的背後，是非正常的收入來源（包括捐輸、商人報效、鹽斤加價、公攤養廉甚至賣官鬻爵等亂收費項目）不斷增加並成為定例。這些不正常的收入雖能緩解壹時之急，但對政府和國家社會而言則無異於飲鴆止渴。國家財政依賴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見到清朝腐敗並必然最後走向衰亡的端倪。
導致清王朝急劇衰落的更基本、更有決定意義的原因是整個官僚機構乃至整個社會在封閉自大的環境下的奢靡驕怠和貪汙腐化。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後，昧於時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變化，失去了繼續前進的方向和動力，貪圖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貪奢淫靡和腐敗之風遍及官場內外，使貌似強盛的清王朝潛伏著社會變亂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機。
康熙晚年，奢侈腐敗之風已經興起，後來經過雍正時期的厲行節約和嚴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到乾隆時，隨著經濟繁榮和財力充裕，奢靡腐敗之風重新擡頭並愈來愈甚。乾隆六巡江南，遊山玩水，沿途接駕送駕、進貢上奉、大興土木，豪華與排場空前，糜費特甚。乾隆帶了頭，其示範效應無與倫比，大小官吏借接駕和其他機會，極盡奢華之能事。他們為了講排場、比闊氣，竭力攤捐派差、貪汙受賄、敲詐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貪賄公行，吏治日廢，奢侈淫靡、貪贓枉法、腐化墮落的歪風邪氣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儉節約、清正廉明的正氣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無論王公貴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無不過著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滿族親貴，沾染的奢侈淫靡的習氣最嚴重。滿人阿克當阿任淮關監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計其數，豪富無敵，人稱“阿財神”。漢族官宦豪族的奢華情形也大同小異。大小官吏上任之時大多兩手空空，離任返鄉則車拉船載，浩浩蕩蕩。
與統治階級奢靡生活相伴隨的是權力機構中普遍的貪贓枉法和腐敗黑暗。在清王朝表面繁榮實際在走下坡路的過程中，腐敗就如癌細胞壹樣在國家和社會肌體裏擴散，損害著國家機體的健康。雍正時期曾經銳意改革積弊，實行“耗羨歸公”、大幅提高官員薪酬（“養廉”），借此整頓吏治，並以鐵腕手段打擊貪汙、追贓索賠，使貪腐之風壹時有所收斂。到乾隆時，官僚機構日益膨脹老化，行政運轉日益低效。並且由於皇帝帶頭奢靡腐化，官僚機構所潛伏的腐敗細胞失去抑制，獲得瘋長的環境條件，朝野上下，賄賂公行，貪汙成風。乾隆中後期，陸續發生貪汙腐敗的大案要案。1757年，發生雲貴總督恒文和雲南巡撫郭壹裕的“金爐案”。兩人在操辦進貢金爐過程中，低買高賣，摻雜使假，中飽私囊。同年又發生山東巡撫蔣洲在山西巡撫任上貪汙庫款案。案發後，恒文被賜令自盡，蔣洲被誅，郭壹裕充軍。隨後又有連續3任兩淮鹽政高恒、普福、盧見曾的“鹽引案”，貪汙達1000萬兩（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1／4），案發後3人均被誅。但是此後貪汙大案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1781年，時任浙江巡撫的王□望前在甘肅任內貪汙賑災糧案發，牽連官吏60多人，王□望等22人被誅，涉案的陜甘總督靳爾謹自盡。並且此案還案中套案，查辦此案的閩浙總督陳輝祖在抄家過程中以金換銀，將王的贓物據為己有，事發後陳輝祖被賜令自盡。1782年又發生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於易簡貪汙國庫案，國泰於案發後自盡。1786年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因索賄被誅。1792年，浙江巡撫福崧因索賄、侵吞公款案發自盡。雖然誅戮了壹批巨貪大蠹，並且不少是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但官場貪汙腐敗之風仍然愈演愈熾，因為乾隆和和□即是貪汙腐敗的總根子，他們懲貪，實際上借機“宰肥鴨”，乘機大撈壹把，其結果無異於縱貪。這些大案要案不過是貪汙腐敗案的冰山壹角。上述案發被誅督撫，均屬事情敗露不可掩蓋，其余得到風聲彌縫無跡當數不勝數。和□在乾隆庇護下當政20多年，搜刮的私財價值達1億兩，相當於當時政府2年的財政收入。就連其兩個仆人被抄沒的財產也達700多萬兩。故當時有民諺稱：“和□跌倒，嘉慶吃飽。”
當時官場明明十分腐敗，可乾隆還壹味裝聾作啞，粉飾太平，不聽勸諫。1790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乾隆，勸諫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趙爾巽：《清史稿》卷109）。乾隆看後大怒，先以“挾詐欺公，妄生異議”罪判“斬立決”，後為避免成全尹壯圖忠諫美名，免去死罪，降職處分。
在這種只聽好話不聽規諫、諱醫忌藥、官官相護、上下包庇、只知斂財納賄、不管百姓死活的風氣下，大小官吏因循茍且，讒上欺下，朝綱不振，效率低下，百務廢弛。曹振鏞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大紅人，位極人臣，其為官之道就是“多磕頭，少說話”。清朝中後期就是由這些人來治理國家，其後果可想而知。
腐敗還是引起清王朝軍事渙散、軍隊戰鬥力下降的直接原因。軍隊是國家機器的支柱，是國家強盛和社會安定的保證。到乾隆中後期，隨著政治腐敗而來的是軍事懈怠和武備廢弛。清初的八旗兵是強悍善戰的軍隊，入關時所向披靡，戰功赫赫，為底定中原和統壹全國立下了豐功偉績。但僅僅經過壹代人的時間，八旗和滿族因種種優渥與特權而退化、腐朽，失去了先輩威猛凜凜、英勇善戰的氣概。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此後，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驕怠，他們憑借權勢，橫行無忌，無惡不作；不僅軍紀敗壞，訓練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賭，包伶嫖娼，甚至敲詐勒索，蹂躪百姓。原來剽悍英武的八旗兵變成不能打仗、只會擾民的老爺兵，八旗子弟成了遊手好閑的紈誇子弟和坐吃山空的敗家子。後來，朝廷壹有戰事，便主要依靠綠營兵。但綠營兵在腐敗的社會大環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軍餉，兵匪勾結，貪汙中飽，弊端叢叢，也淪為徒有其表，只能嚇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軍隊。嘉慶皇帝還是皇太子時，曾經隨乾隆閱兵，所見到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鬧劇（《嘉慶朝東華錄》，卷7，嘉慶4年正月）。由於八旗和綠營均因腐敗而退化，喪失戰鬥力，到白蓮教起義時，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鄉勇和團練。到鴉片戰爭時，八旗、綠營、鄉勇、團練都不中用，數十萬清軍被萬余名英國遠征軍打敗。清朝從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由於帝國主義入侵和太平天國起義等內亂，清朝局面日益失控，腐敗也日甚壹日，軍事、政治、財政權力逐漸外轉下移，中央權威日益縮減，在內憂外患的沖擊和內部腐敗的侵蝕下，清王朝壹步步走向衰敗覆亡的不歸路。
官僚統治機構的奢靡腐敗的必然後果，就是強化對小民百姓的壓榨和剝削，致使廣大民眾生活日益貧困。官僚、貴族、地主、富商大量兼並土地，失地無地的農民越來越多，還有大量的農民因無法忍受橫征暴斂而棄田逃亡，失去生計，四處流浪。社會上流民數量急劇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加，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壹場社會大風暴正在醞釀。1796年2月，壹場歷時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蓮教起義爆發。清朝調動16個省的兵力，耗銀2萬萬兩才勉強將起義撲滅。白蓮教起義剝開了清王朝繁榮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虛弱的本質，成為清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