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原失落，戰事頻仍，國庫難繼，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針對貿易表現出新的態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貫銅錢)計，豈不勝取之於民？”他組建艦隊，改善港口，還在海岸線上每隔30裏就建立價值昂貴的燈塔導航系統，中國進入海外貿易的黃金時代。貿易刺激著國內手工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大量奢侈品進口，卻也使金、銀、銅錢流出海外。國內錢幣越來越少，國計民生難以為繼，戰事揮霍引發苛捐雜稅——尾大難掉，壹個王朝因而沒落，海洋文明的黃金時代從此如同沈船，需要在千年以後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貿易：廣州曾是中國代稱 “花塔、光塔為壹城之標，形勝家謂會城如大舶，二塔其檣，五層樓其航樓雲。”——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9，形容廣州城市形象如同壹艘“大舶”。
據專家考證，“南海I號”滿載著金、銀、鐵、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類似阿拉伯手抓飯時使用的“喇叭口”瓷盤，還發現了眼鏡蛇骨骸，專家推測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鏡蛇為其飼養的寵物。專家推測，“南海I號”是壹艘駛往西亞的大型商船。
北宋時期，廣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設立了市舶司，類似如今的海關，還開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線，只用3個月時間。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廣最盛”；廣州市舶司的海上貿易收入，仍然是“倍於他路”。畢衍《中書備對》裏記載說，明州(今寧波)、杭州兩港口收購了壹批乳香，***5376斤，廣州則壹次就收了348，673斤，占總數的98％強。
簡單地說，廣州那時就是壹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廣交會”。由於聲名遠播，盛極壹時，唐宋來華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廣州作為中國的代稱。唐僧義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支那國》條註曰“支那即廣州也”；贊寧《高僧傳》則說：“印度俗呼廣府(廣州)為‘支那’”。
當時的“廣交會”都有些什麽東西呢？根據《宋會要稿》記載，廣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銀、鉛、錫等五金原料和瓷器、絲綢、布帛等手工業品，進口的則主要是奢侈消費品，香料、藥物、鑲牙、犀角、珊瑚。
總之，是只買最貴的，不買最好的。而且進口奢侈品的數量，從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沒有減少。官吏和有錢人壹點也不把勞動人民的錢當錢，南宋時期，每年購入奢侈品花掉的錢，竟占去南宋年度財政總收入的1／20。
宋代廣州的貪官也借這些買賣發了財。他們發財的手法，大部分跟現在的貪官差不多。壹是“呈祥”，通俗說就是“收回扣”，外國貨船壹到，先得拿些好的送給官員。
再有就是在閱貨時接受“饋贈”，亦即“受賄”。也就是在抽查檢驗商品時，妳給我錢多，我給妳定個壹級品；給得少，定個合格；沒給，對不起，不得銷售。
還有壹個更直接的，就是說妳這貨不行，得低價賣給政府，甚至沒收充公。
有的官員還不滿足於“分利”這樣沒有技術含量的行動，跟現在很多領導愛在煤礦參股壹樣，借助手裏能批條子，自己開起公司，私營海外貿易。
私營海外貿易玩得最大的恐怕要數南宋初與嶽飛壹同被解除兵權的大將張俊。《鶴林玉露》記載，張俊有天看到壹個退伍老兵睡在後院，就問他，懶成這樣，幹嘛呢，會不會幹點什麽？老兵說他會做生意。問，會做多大的生意呢？回答說是“百萬不行，五十萬是可以的”。於是他就造了壹艘大船，買來壹百多個能歌善舞的美女，再買些零落綢緞，奇珍古玩，出海而去。壹年後，他回來了，說自己是冒充“大宋回易使”，用美女換名馬，以綾錦奇玩換珠犀香藥，獲利幾十倍。
要說宋朝沒錢，他是壹個將全國財富都盤剝到手的政權；要說他有錢，他卻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鬧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乃至幾乎不能維持其運轉。海外貿易的興衰，正是南宋矛盾的縮影。正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總結的：“南宋政府，所以取於民者如此，其民烏得而不困，其國亦烏得而不亡！” 瓷器：風靡世界 “宋瓷成群，舉國罕見。……惜哉！彩雲易散，寶瓷易碎。洋人巧弄譯筆，瓷器代稱中國。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寧賦》魏明倫 “南海I號”現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匯集了德化窯、磁竈窯、景德鎮、龍泉窯等宋代著名窯口的陶瓷精品，品種超過30種，多數可定為國家壹級、二級文物。出水瓷器帶有明顯的異域風格，被認為是宋代接受海外訂貨“來樣加工”的產品。中國古陶瓷協會會長、陶瓷鑒定泰鬥耿寶昌對著“南海I號”上出水的瓷器連呼驚嘆：“搞了壹輩子的瓷器研究，卻從未見過如此多的瓷類珍寶，很多連聽都沒聽說過！” 宋代是中國瓷器第壹個鼎盛時代，出現了定、鈞、官、哥、汝五大名窯。對比明清時期華麗的琺瑯彩，宋瓷以優雅的單色釉著稱，被不少瓷器愛好者們奉為中華瓷器中的“大家閨秀”。 宋代各地燒瓷名窯叠出，官窯首屈壹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鎮建立鈞瓷官窯，專門為皇宮燒造花盆、盆奩等陳設貢瓷。在他的主持下，鈞瓷表面燒制出異常奇麗、變幻無常的線條，由於後人難以仿制，故有“鈞瓷無雙”之說。 宋景德年間，宋真宗趙恒命昌南進禦瓷，底書“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絕倫，遂以“景德鎮”之名久久風行。隨著宋室的南渡，北方許多著名窯場能工巧匠紛紛趕赴景德鎮，帶來了當時北方先進的制瓷工藝，使景德鎮的制瓷技術迅速發展。宋代，景德鎮因出產“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聞名於世，並通過泉州、廣州兩大商港通達海外，成為當時風靡世界的名牌貨。據說，荷蘭、葡萄牙商人最早將瓷器販運到歐洲時，瓷的賣價幾乎與黃金相等。據趙汝適《諸蕃誌》記載，宋代的瓷器被運往全球50多個國家，最遠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地。 巨大經濟利益驅使下，宋代的泉州、廣州、杭州等著名對外貿易的港口附近出現了不少瓷窯，如“南海I號”上發現的福建德化窯、泉州附近的磁竈窯瓷器等就是當年著名的外銷瓷。考古學家曾在磁竈窯發現過壹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動地再現了當年貿易口岸“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景象。 宋代，廣東瓷業進入壹個空前的興旺期，出現了廣州西村窯、潮州筆架山窯等著名窯場，計有窯址80多處，年產瓷器達1.3億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談》記載北宋末年廣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況時說：“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有專家稱，目前在東南亞各地發現的宋瓷，大部分都是當年廣州的外貿商品。 隨著宋瓷的光芒遠播海外，外國人對宋瓷趨之若鶩。在國外，宋瓷的使用成為階級和身份的象征，甚至還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習俗。據記載，東南亞壹些國家在中國陶瓷傳入以前，多以植物葉子為食器。宋瓷輸入後，他們改變了過去“掬而食之”的飲食習俗，用上了精美實用的瓷器作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國家博物館，還依然擺放有許多產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從“南海I號”上出水的胭脂盒和胭脂瓶。“南海I號”上出水的宋代青白瓷。 海船：世界之冠 “蕃舶如廣廈，深涉南海，徑數百裏，千百人之命，直系於壹舵。”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 專家告訴記者，“南海I號”之所以采用整體打撈的方案，很大壹個原因在“古沈船本身就是壹個巨大的考古信息”。由於此前出土的宋代沈船大多破損、殘缺，“南海I號”出水後，較為完整的船體將可能為專家破解大量宋代造船術、航海術的謎團。
從公元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船舶開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侖等外國海舶，逐漸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權。面對北方好戰民族的侵襲、圍困，宋朝發展出中國航海史上的壹個高峰。
宋廷鼓勵富豪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到海外經商，為了引導商船與官船，還在海岸線上每隔30裏建立了價值昂貴的燈塔導航系統。宋高宗更是親自尋求商人協助組成了壹支艦隊，這支艦隊足以向波斯與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長期掌握的商業霸權挑戰。南宋時期，中國擁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將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貿易掌控權爭奪過來。
壹般的宋代遠洋商務船平均30米長，10米寬，可載百余噸貨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載300噸以上的貨物外加500、600人。對比前朝，宋船的設計更顯氣魄、規模，船體更加巍峨，裝修更為華美。宋船頭小，船底變窄有如刀鋒壹般在海上乘風破浪，船身扁寬、體高大，吃水深，面對狂風巨浪仍然能穩若磐石。宋船還設計了密封隔水艙，配備小船救生艇。
朱彧在《萍洲可談》中有這樣的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隱晦觀指南針。”據考證，宋代指南針開始應用於航海，特別是廣州地區的海船使用指南針的時間最晚不遲於11世紀末。當年，廣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競過的巨大舶船都配備了指南針導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術，壹起用於遠洋航海。宋人還利用發達的天文、地理知識繪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圖。宋欽宗時，徐競奉使高麗，就曾將所經島嶼繪成了地圖。
“壹舟數百人，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面對茫茫大海、無限航期，宋船上裝載美酒、養豬，鮮肉與醇酒成為宋人海上生活的壹大樂事。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為壯觀，有官方特別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並雇用民間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隨，洋洋灑灑數海裏。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麗，命人在明州建了兩艘大海舶。兩艘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鹢首”，到達高麗後，高麗人從未見過如此的巨船，“傾城聳觀、歡呼出迎”……因此，宋船當時頗具國際盛譽。
宋船模型生活：有點奢華
“碧睛蠻婢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圍山。”
——宋·丘濬《贈五羊太守》
鎏金腰帶、精美化妝盒，這些從南海I號出水的生活用品，將800多年前古人生活神秘的面紗掀起了壹角。
壹千年前的中國，第壹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都是世界第壹。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居民，壹千年前的宋人，生活其實很奢華。
今天的人買輛“本田”基本就是高級白領。那時的林沖，放在今天，說不定還不愛坐高級寫字樓，他買壹把刀，就用了差不多20萬元。
《水滸傳》中寫林沖買刀壹段如下：
林沖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吃了壹驚，失口道：“好刀！妳要賣幾錢？”
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
討價還價，最後以壹千貫成交。壹貫為壹千文銅錢，壹文銅錢，大約相當於現在的1毛5到2毛，壹貫錢就是150元到200元人民幣，壹千貫可不就是15萬元—20萬元人民幣。
宋朝商業高度發達，所以公務員工資也比較高。北宋時，國家財政收入中工商業所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每年商稅收入1975萬貫，宋朝商稅甚輕，住稅3％，行稅2％，如以平均2.5％計，則壹年納稅商品交易額即達8億貫，平均每人8貫以上。也就是說1041年至1048年，全國每人年商品貿易收入就超過了1000元人民幣。
司馬光在《訓簡示康》壹文中嘆道：“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做點小生意也穿名牌，農民也穿意大利皮鞋，這說明，宋人生活確實小資。
宋代的娛樂業分得更明確，大致分為了“官妓”、“聲妓”、“藝妓”、“商妓”四類。宋代的“妓”，大概相當於現在的文藝工作者。她們基本是才貌雙全，琴棋書畫造詣深的，又數“官妓”最為人仰慕，她們品貌、學識、才智和藝術趣味都出眾超群，基本是“德藝雙馨”的藝術家。
廣州當時雖然比不上首都汴京，但怎麽說，也是大中城市，而且是壹個異域風情濃厚的大中城市，壹片中外文化交融的盛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較豐富。
唐宋廣州聚居大量外國人，唐時據說有10多萬。嶽飛的兒子嶽霖曾任廣州地方官，嶽霖兒子嶽珂到廣州來旅遊時，四處交遊，經常去外國人聚居區泡。他得出壹條經驗，外國商人中以蒲姓商人為身價最高，生活奢華。紹興元年(1131年)，大食商人蒲亞裏進了壹次貨，全是象牙、犀牛角這樣的奢侈品，結果廣州市舶司壹下子還買不起，還得分期付款，然後拍賣壹半貨物，才能把蒲亞裏的本錢付清。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受番商影響，廣州的官員和有錢人，就像現在香港人請壹個菲傭壹樣，蓄養壹個“鬼奴”(黑人)幹家務活。南宋時浙江溫州人周去非為官嶺南，卸職後寫了壹本《嶺外代答》，裏面說“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卷發)，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為蕃奴。”朱彧《萍洲可談》裏也說“廣(州)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有壹種近海野人，入水不眨眼，謂之昆侖奴”。由此可見，黑奴買賣唐宋以來就很盛行。至於後世不斷有論說廣東人有黑人血統，大概也是據此捕風捉影，開開玩笑。
出水的阿拉伯風格的瓷器碎片
鎏金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