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人類學導論

所謂人類學，字面上就是人學，人類的發展過程和文化應該是它的研究內容。人類學的學科體系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研究方向: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可見，人類學是從人類社會的不同側面和角度研究人類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科學。從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旅遊人類學的研究主要是從居民與遊客的人際關系角度研究旅遊目的地的文化現象及其演變，以及這種文化現象對旅遊目的地社會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旅遊人類學是壹門從文化和美學的角度研究居民、社會群體、旅遊開發商和旅遊者之間關系的科學。

壹般認為，西方人類學家參與旅遊研究的標誌是人類學家努內斯在1963年發表的論述，以及《周末旅遊對壹個墨西哥山村的影響》壹文。20世紀70-80年代，研究旅遊對目的地社會和文化的影響是旅遊人類學的主流。在1970年代，旅遊業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影響是主要因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越來越關註旅遊業對西方發達社會的影響，並將旅遊業發展與社區建設聯系起來，考察如何使二者更好地互動。20世紀90年代以後，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也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他們開始思考如何在社會文化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西方人類學家主要從目的地居民、遊客和客源地社會三個不同的角度研究旅遊，並進行壹系列研究，形成相應的理論和觀點。關註目的地社會的人類學家認為旅遊引發了當地的社會文化變遷，因此他們把旅遊視為壹種內涵和發展的形式。學者們認為旅遊活動的結構和功能類似於通過儀式，因此可以將旅遊視為壹種世俗儀式。為了找出旅遊產生的原因，學者們到源頭社會去尋找答案，認為旅遊是上層建築，依賴於其他更根本的社會因素。

在眾多的旅遊人類學家中，Valene L. Smith、Nelson Grabuin和Dennison Nash是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他們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旅遊人類學的主要學術代表。

我國旅遊人類學家的代表人物有廈門大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系的彭教授、雲南大學民族研究所的楊輝教授、雲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張小平教授、中山大學旅遊學院的孫九霞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的宗孝廉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