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遊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魏小安認為，草案是中國遊客30多年的期盼，是全國旅遊行業6000萬人的心願，是人民群眾生命權和權益的保障，是每年數億入境遊客旅遊質量提升的保障。沒有法律規定，旅遊的地位無法落實，遊客的權益無法保障，旅遊企業也壹直在歧視的環境中成長。“如果說制造業解決了短缺，服務業提高了便利，那麽旅遊業就是幸福的載體。幸福是需要保障的。從旅遊業的角度來說，特別需要出臺壹部旅遊法。”魏小安說。
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韓玉玲教授也認為，旅遊業是關系到我國人民福祉的大事。為了讓這個行業健康發展，必須有法律的保障。“現階段出臺旅遊法意義重大。”
亮點之壹:綜合立法模式是目前的最佳選擇。
“雖然公布的《草案》仍然不解渴，但作為壹個研究旅遊發展法律問題20多年的學者，我還是希望這部法律能夠提供更多的內容，解決更多的問題，但客觀地說，無論采用的立法模式，框架結構和規定的主要內容都很精彩。”北京外國語大學韓玉玲教授說。
綜合立法模式是目前的最佳選擇。據不完全統計，世界上約有60個國家制定了旅遊法，其立法模式包括綜合立法模式、組織法模式、合同法模式和促進法模式。壹般來說，綜合立法模式的內容是全面的，涵蓋了開發原則、推廣、旅遊主管部門的職權、旅遊服務、旅遊者和旅遊經營者的行為、旅遊市場監管等。韓玉玲認為，其優勢在於“在同壹部法律中，可以將壹個國家旅遊業發展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納入其中，立法成本低，效力高。鑒於我國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和法律環境的現實，最好選擇綜合立法模式。”
亮點二:保護遊客合法權益是主線。
“我們在研究30個旅遊業相對發達、旅遊立法也相應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的旅遊法規時發現，自21世紀初以來，各國對旅遊者的規定在立法或修改法律中均有所增加。”韓玉玲說。比如2005年頒布的《越南和老撾旅遊法》，就有專門針對遊客的章節。2009年修訂的《俄羅斯旅遊法》第三章規定了旅遊者的權利和義務；2009年開始實施的《墨西哥旅遊法》也有專門的壹節規定了遊客的權利和義務。包括2007年生效的《美國觀光振興法》和2006年修訂頒布的《觀光立國基本法》，都把發展旅遊業上升到為國民創造幸福生活環境、滿足國民日益增長的需求的高度。草案在章中設專章，整部法律從規範市場、規範經營行為和資質、規定旅遊安全等方面體現了對旅遊者權益的保護。
同時也規定了旅遊者的義務和經營者的權利，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旅遊者的合法權益。旅遊消費有其特殊性，既要規範經營者的行為，規定旅遊者的權利，又要規定旅遊者的義務。因為要達到參與旅遊活動的目的，往往需要遊客的配合。遊客沒有盡到相應的義務，非理性消費，維權不當，最終權益會受到侵害。從這個意義上說，規定旅遊者的義務不僅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的壹致性，也旨在更好地保護旅遊者的合法權益。因此，《旅遊法》不僅對廣受關註的零負團費、低價銷售等問題進行了規範，還對特殊旅遊服務合同進行了規範。還規定了旅遊市場的監管和權利救濟，都體現了立法者希望創造良好的市場範圍，保護旅遊者合法權益的立法思路。
亮點三:規劃入法
魏小安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旅遊業正面臨大發展的局面。發展包括總量增長、結構優化和水平提高。據預測，未來五年中國旅遊業總投資將達到5萬億元，這反映了各地在旅遊業發展方面的真正決心和實力。“錢怎麽來，錢怎麽花，錢怎麽賺，必然成為未來的突出問題，這就需要旅遊規劃的引導和推動，旅遊規劃成為了發展的龍頭。”魏小安說。
魏小安指出:“將規劃納入法律，並作為單獨的壹章，在中國是非常獨特的，具有創新性，也會引發爭議。”從實踐來看，中國的旅遊規劃和旅遊發展基本同步。在發展過程中，積累經驗，培養人才，在實踐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很多地方提出了“不規劃，不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外國專家介入，由世界旅遊組織安排的專家組編制了7個省級旅遊規劃。“在相互交流的實踐中，我深感這種模式是壹種好模式。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作為發展中大國，對旅遊規劃、策劃、設計等各方面的需求仍會長期存在，有必要對其進行規範。約束和規範的主體主要是各級政府。正是通過法律手段，地方政府可以減少盲目性，避免投資沖動，取得更好的發展旅遊業的效果。而且具有良好的示範效應，體現科學發展。所以雖然有中國特色，但也是普遍經驗。”魏小安說。
“毫無疑問，旅遊業對於調整產業結構、促進消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但如果不註重有序開發，在保護的前提下利用資源，就有可能吃了祖宗的飯，斷了子孫的路。”韓玉玲表示，即將出臺的旅遊法有利於規範資源的開發利用。在我國已經有28部資源相關法律的前提下，草案進壹步提出，資源開發應當在統壹開發規劃的前提下充分體現上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