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不僅具有歷時性的特點，而且具有***時性的特點，即：在21世紀的今天，不僅存在著經歷了歷史的風塵而傳承至今的口頭和非物質遺產，而且還發現了壹些文化“飛地”（借用地理學上的概念詞語），★即在壹個文化區域之內，有壹塊文化形態相對封閉的較小的地區，相對完整地保存著壹種外來的、異質的口頭和非物質文化的形態。文化“飛地”的形成，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9月，明太祖朱元璋平服盤踞於雲南的元梁王巴匝爾斡爾密，調集30萬大軍，屯兵於今貴州安順地區，當年的壹部分將士及其家屬，遂流落於安順周圍方圓近百裏的的範圍內，形成相對封閉的屯堡，他們的後裔，至今還保留著家鄉江南壹帶（如安徽鳳陽等）漢族遺民的語言、建築、風俗習慣、文化藝術（如花燈、軍儺）、口頭文學、服裝服飾（如鳳頭花鞋、長衣大袖）、婚姻制度（1949年前極少與本群體處的少數民族和後期遷移來的漢族通婚）和家族譜系等壹整套口頭和非物質文化。以文化上的“飛地”形式而保存下來的遺民文化，近年來在全國各地多有發現，而今貴州安順地區“屯堡文化”壹詞已成學界的時尚。
又如：明永樂十年（1412年）修建武當宮觀，從全國各地調集30萬民工，前後歷時20年。這些民工後來多落根於秦嶺之南、漢水之北的武當山周邊地區。三年前，來自北京、武漢和成都的文化學者和音樂學者，在武當山下集會研討確認，地處武當山後山的官山鎮呂家河村，自然條件封閉，明永樂年間修建武當山道教宮觀的民工，大多落籍於周圍地區，五方雜處，他們帶來了江南、中原、陜西等地區的斑斕多樣的民歌。村民們以口耳相傳的方式至今保存了六七百年前他們從各地帶來的大量傳統民歌。據調查，村內能連續唱民歌2小時以上的村民達85人，占全村749人的11.3%，其中能唱千首民歌的有4人，能唱百首以上的124人。在該村還發現了長篇敘事詩多部。他們唱民歌（無論是短篇抒情歌或長篇敘事詩），均伴以當地獨特的打擊樂器。唱民歌依然是村民們生活的壹部分，對社會和文化起著整合作用。當地民間文學搜集者李征康已經搜集並整理出抒情短歌（按其形式和功能，分為陰歌和陽歌兩大類）3000多首，敘事長歌15部。據四川音樂學院教授蒲亨強先生確認，此村所演唱的曲調達72種，多數都淵源有自，與本地土著文化傳統迥異，別於周邊的強勢文化——荊楚文化，有的與江南小調相合，有的則顯然來自秦嶺以北及中原地區。這塊處在深山皺褶裏的文化保留地，不僅對於研究文化的移動和變遷，而且對於研究中原、沿海文化古代形態與交融過程，有著重要意義。筆者曾應邀在該村作短暫觀光調查，李征康先生也曾把他搜集到的全部長篇敘事詩15部寄來給我過目，閱讀過程，宛若回到了幾百年前的那種特定文化情境之中。而長篇敘事詩的發現，加上在鄂西北其他地區、沿海吳越地區發現的上百部長詩，上世紀20年代學界關於中國不富於敘事傳統的結論，則可不攻自破了。
在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下，在相對封閉條件下保存完好的文化“飛地”，壹旦被學者們公諸於眾，便很快成為旅遊商們的獵物，為撈錢而開發為旅遊景區，從而這些地方的古老文化就面臨著消亡的災難。因此，擺在政府和學界面前的責任，無疑是重大而緊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