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坑的歷史，壹開始即為董氏所書寫。
流坑董氏的家世淵源，據說可以上溯到西漢著名的大儒、廣川人董仲舒。至今，流坑董氏仍自稱廣川董氏。而按照流坑董氏族譜中最為通行的記述，其家族淵源應肇始於唐德宗宰相董晉之孫董清然，唐朝末年,“值李氏亂，避居臨川之擴源”,由此安家江南。
1984 年，江西德興出土的南宋初年董鴻墓誌銘雲：“(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皆保歙(安徽歙縣)之黃墩。亂定稍出，散其旁數百裏間，……董氏其壹也。”德興的董氏，也是董清然之後，因此，可考流坑董氏祖先曾居皖南，其後輾轉遷移到了江西，更早的歷史，則難以考證。 董清然遷移宜黃縣擴源村，到五代南唐時期，其孫輩已是壹個繁榮的大家族，董氏全、含、合三兄弟開始分蘗析居。董全遷徙鄱陽海口，因其地後屬德興，所以，董全壹系被稱為德興海口派。董含留居宜黃，其後即為宜黃北源派。
而董合壹家於五代南唐升元年間(937-943)西來流坑，這裏當時尚屬吉州廬陵縣，後改屬永豐縣雲蓋鄉，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割崇仁天授、樂安、忠義三鄉及永豐雲蓋鄉設樂安縣，隸撫州，自此，流坑便屬撫州樂安。所以，董合壹系先叫廬陵派，以後又叫樂安流坑派。董合，便是流坑董氏的壹世開基祖。 隋唐之前，流坑壹帶悉為荒壤，“猶是魚鳧之境”，“榛篁森翳，人莫有居者”。當此中原板蕩天下紛擾之際，青山綠水、別有天地的流坑，無疑是壹方棲息耕居的理想之地。
開拓之初，所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是流坑董氏的真實寫照。董合壹家先在案山腳下烏江回轉角處的白泥塘駐留建宅，墾荒植田。在很短的時間裏，董合壹族人丁迅速興旺起來。
據史料記載,董合之子董楨“以豪俠自任, 時方擾攘，盜賊盈野，乃糾率義勇，保固鄉裏，賊不敢犯，賴以為濟者甚眾”。董氏由此在流坑立穩腳跟，並成為當地有勢力、有影響的大戶人家。不久，因族內人丁繁衍漸盛，白泥塘壹帶土地遂顯狹促，董氏又把烏江東岸三面環水的白茅洲開辟出來，闔家遷往耕居。後來，在堪輿大師楊筠松的指導下，董氏家族再將家業從白茅洲遷到烏江西岸壹片名叫“中洲”的高地，即現在的流坑村所在地，由此擘劃出壹個日後彪炳歷史的“千古第壹村”——流坑。
自此，流坑壹帶已被董氏營造成類似王安石筆下“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壹水縈花草。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的世外桃源。
可以想象，在當時中原土族紛紛遷徙江南的時代大背景下，如此這般擇山水形勝之地以興家旺族的事例應不在少數，只是，像流坑董氏遽然興旺發達，在宋代壹舉成為科甲聯中、仕宦眾盛而稱雄於江右的巨家大族的範例卻寥寥可數，原因何在？ 如果說，明朝萬歷年間董燧從精神到物質對董氏宗族與流坑村的重建，使流坑董氏“數千百人之精神，萃之壹堂，聯之壹心”，建築布局擘劃惠澤後代迄於今日，那麽，流坑董氏第三代——董楨長子董文廣，則是流坑董氏成為“科舉昌盛、仕宦眾盛”的江右巨家大族的關鍵人物。
對此，流坑董氏第四代傳人董 傪 在北宋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撰寫的《登科題名錄》有頗為中肯的記述——
予伯祖文廣，始以通經為儒。不事章句，東遊金陵，值（南唐）李氏亂，乃嘆曰：“是不足事，以汙吾祖。”棄而西歸。即而王師平江南，乃與吾祖議曰：“吾等老矣，不可復仕。幸而生見太，當有子弟以儒名家。”悉出金帛，多營書史，大啟黌舍，招延學徒，士自遠方多歸之。至祥符中吾父壹舉中進士，鄉裏以為榮。識者謂：“董氏當擾攘之時，以豪勇自奮庇捍鄉裏；太平之時，復敦儒學，教育子弟，宜有其後以大厥族。”
功崇惟誌，業廣惟勤，董文廣超拔於世的智識、善舉，讓此前僅是壹鄉村庶族地主的流坑董氏大放異彩。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 年），流坑董氏第四代董淳第壹個中進士。宋仁宗景佑元年（ 1034 年），流坑董氏第四代董洙、董汀，第五代董儀、董師德、董師道五人同科進士，稱“五桂齊芳”，被士林傳為佳話，族人特建“五桂坊”以示慶賀、紀念。南宋文天祥《謝恩表》中有“花耀貼金，壹門而五董”之句，即典出於此。宋欽宗靖康元年（ 1126 年），第七代董藻在以謀略取士的特設科中，名選第壹，時稱武狀元。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 1148 年），第八代董德元廷試第壹，以有官列第二，恩例與大魁等，稱“恩榜狀元”。 宋代，是流坑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壹。這壹時期，流坑董氏中進士多達 26 人，並且通過科舉入仕，形成了流坑董氏自己的文化傳統，發展成為壹個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甚高的大家族。元代大理學家吳澄在為流坑董氏族譜作序時說道，董氏在宋代“仕宦之眾，莫之與倫”，溢美之詞，其實堪副。
與此同時，科舉仕宦之興，還為董氏家族在經濟上帶來了莫大好處。
兩宋官祿豐厚，又奉行“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因而隨著政治之榮顯，給流坑帶來的是經濟上的發達和村社建設的繁榮。
如南宋董定得在鹹淳七年（公元 1271 年）中進士後，官吉州司法，以“官祿豐厚”，在短短數年間便“家雄於貲，田連村貲，田連村陌，山林川陸，跨有鄰疆”。由此壹列，余可概覽。可見，從宋代開始，流坑董氏就開始了以田產助科宦，以科宦擴田產、固宗族的生存模式。這些為後來流坑董氏家族長盛不衰確立了重要的根基。
而現今仍矗立在村西口的南宋為紀念狀元董德元而建造的“狀元樓”、村中的“五桂坊”遺址以及人們常傳為佳話的“桂林書院”、“西山書院”等告訴人們，宋代的流坑村已經是壹個具有相當規模和建有許多紀念性文化建築的大村落。
科舉昌盛，使流坑董氏仕宦如雲，歷史上流坑村總***出進士 34 名、舉人 78 人，進入仕途者，上至參知政事、尚書，下至主簿、教諭，超過百人，還有兩名禦醫和諸多未入仕途的文人學士。 元代，流坑經歷了近百年的動蕩和劫難。元軍兵下臨安（今杭州），流坑董氏匯入了文天祥領導的抗元大軍，保衛鄉梓。及兵敗，“鄉以勤王故，遭兵禍稍酷”，流坑為元軍鐵騎踐踏殺掠，摧毀殆盡。隨後十余年間，又是“山寇劫掠，出沒不時，流坑適當沖要，鄉無寧居”，族人流徙他鄉。及後，更慘遭“丙申之難”，為本縣夏普所率武裝圍攻破村，董氏少壯“奔迸四出，老弱斃於兵刃者不勝計”。此後，董氏族人再壹次散亡四方，流離顛沛，流坑村也成為壹片丘墟。
有元壹代，董氏科宦甚稀。值得壹提的是，動亂使董氏族中精英特別重視宗族制度的建設，至順癸酉（ 1333 年），族人繼南宋始修族譜之後又二修族譜，至正年間（ 1341 — 1367 年）又議建宗祠。到元末，流坑又重新昌盛起來。
1365 年，朱元璋平定江西之後，董姓陸續返回故園流坑，“芟荊掃礫，復有其居”；“不數年，弦歌而居”。就這樣，董氏家族隨著明初社會逐漸安定而休養生息，並很快重新繁衍昌盛起來。
宋時，流坑董氏家族中董幀壹系獨秀，文廣、文肇、文晃和文享四大支，族稱明法、屯田、校書、道者四大派，經宋末元代的歷次兵匪襲蕩，到明朝初年惟存屯田、校書二支。此後，屯田派壹枝獨秀，漸漸衍生出七房，與文晃壹支合而為八。直到現在，仍然壹如其初。所以，明代以來的流坑，已是壹個規模甚大的單親宗族聚集而居的村落。 進入明代，以書香仕宦名世的流坑董氏復開登科之例，仕者漸盛。成化二十年（ 1484 年），第二十代董時望再中進士，後官至禦史，在族中傳譽甚高。第十六代董琰，字子莊，曾任茂名知縣，後遷翰林院編修，與修《永樂大典》，又為南京國子監司業，趙王府長史，且著作頗豐，文才時望，在流坑稱得上壹流的人物，村人建翰林樓紀念。當然，此時流坑的科舉仕宦與宋代相比相差甚遠，呈下降趨勢，但著書立說者很多，仍不失為江右“文獻世家”。
到明代中後期，董氏族人受長江中下遊商品貿易的影響，利用烏江之便利，進行竹木貿易，使流坑村有了新的發展。
與此同時，在族內壹批精英的不斷努力下，流坑董氏的宗族組織和社區建設得到了很大發展，進入它的全盛時期。從明初到萬歷年間，董氏族人三次撰修族譜，三次修建大宗祠，采取強化族領、制訂族規、增置族產等許多措施以凝聚族眾，並且推崇心學，重視教育，激勵族中子弟發奮讀書、光宗耀祖。反映在村社建設上，出現了“三多”，即祠堂多、書院多、紀念性文化建築多。
據族譜記載，萬歷年間流坑村內建有祠堂 26 座，書院 26 所，各種紀念性文化建築 30 多座。明代中葉，第二十二代董燧對流坑村進行了重新規劃和建設。他在宋元村落建設的基礎上，於村西側拓展了南北方向、綿延如龍的“龍湖”，將村盤分成東西兩大部分，且使東部村落主體部分形成了四面環水之勢。又在村落主體部分按七橫（東西）壹縱（南北）辟出八巷，沿巷營建房宅，形成規整有序的村落布局，使流坑這個人眾繁庶的村落很像壹座城地，也像壹方都會。明代旅行家徐霞客遊歷流坑時曾贊：“其處阛阓縱橫，是為萬家之市，而董氏為巨姓，有五桂坊焉。”（見《徐霞客遊記》第147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這不僅給流坑厚重的人文積澱留下了又壹掌故，而且給我們留下了對當時流坑村村景的寶貴描述。 清代初期，流坑社會發生了重要變化。壹方面，董氏的科舉功名已是江河日下，大為衰落，最終從壹個朱紫踵繼的仕宦巨家蛻變為鄉間的平民宗族。另壹方面，族人在明末開始竹木商運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特別是發達的竹木貿易。他們從烏江上遊的金竹、招攜等地，販運竹木到贛江沿岸的三湖、樟樹、南昌等埠，以及長江下遊的南京、揚州、常州等地銷售，從而使流坑的社會經濟在清朝前期步入它的黃金時代。
那時，烏江上遊的竹木貿易完全為流坑董氏所壟斷，竹木資源為董氏各房派之公產，出現了竹木貿易的行會組織——木綱會，並依靠宗族力量控了烏江的竹木運輸。竹木貿易的突出發展，不僅使董氏擺脫了明代後期經濟上的困境，而且在族內新生了壹個人數很多的處於中心地位的商人群體。這些商人在發家致富之後，紛紛通過捐納的途徑，擠入士紳、官僚階層，又以巨額的財富積累，積極從事宗族和社區建設，如擴大族產、修建祠堂、編刻族譜、立學助教、修橋鋪路、倡義施惠等舉措，使流坑又壹次繁榮興盛。盡管屢受戰亂影響，但村落建設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仍然得到進壹步的發展。道光年間，村中祠堂增至 83 座，書院、學館增至 28 所，今天村中尚存的這壹時期的大量的古建築和文物，使我們不難想象當年流坑的繁華和興旺。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運的衰弱，也給流坑帶來了不幸。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樂安是紅色革命根據地，流坑村當時是根據地的壹部分，流坑人民為革命鬥爭作出了貢獻。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流坑的歷史掀開了新的壹頁，山村經歷了新中國農村從土地改革到改革開放各個時期的發展裏程，仍然較好地保留了她古樸典雅的傳統風貌和融於自然的田園環境。
從 1990 年秋開始，對流坑村歷史文化和傳統建築的研究、宣傳、保護、利用工作有序開展，塵封的明珠得以重放異彩。 2001 年 6 月，流坑村古建築群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3 年 10 月，流坑村被評為首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自此，流坑村保護文物古跡、發展旅遊經濟工作更加蓬勃地開展。
現在，流坑村有 1209 戶， 5205 人，耕地 3298 畝，山地 58000 畝，依然是全縣數壹數二的大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