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足跡方法作為度量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評價工具得到了廣泛的關註與應用[36]。生態足跡理論認為，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消耗壹定數量的自然資源和排放相應數量的廢棄物，而提供這些自然資源並消納相應廢棄物則需要壹定面積的土地予以支持；在給定人口和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所消耗的自然資源和排放的廢棄物越多，所需要的土地面積則越大，經濟發展對環境壓力也就越大。生態學家將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形象地以“生態足跡”來表示。換言之，生態足跡是支持壹個地區的人口所需的生產性土地及水域和吸納其所產生的廢棄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積之總和，簡稱生物生產性土地。壹個地區所能提供的最大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為該地區的生態承載力。如果壹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生態足跡超過了其生態承載力，就出現生態赤字；如果小於其生態承載力，則表現為生態盈余。區域的生態赤字或生態盈余，反映了該區域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1992年，加拿大生態學家Rees提出了“生態足跡”的思想，認為區域生態足跡是為生產特定區域人口消費所需的資源和同化這些人口消費所產生的廢物，需要生態系統提供的生產性土地面積和水體面積[37]。1996年，Wackernagel和Rees出版了專著《生態足跡：減少人類對地球的影響》，系統提出了生態足跡理論及其計算方法[38]。Wackernagel等於1997年提出了國家與全球尺度的生態足跡評價框架，並對52個國家生態足跡進行了計算[39]。此後，生態足跡方法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得到研究與應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自2000年起每兩年公布壹次世界各國的生態足跡。愛爾蘭、澳大利亞、菲律賓、韓國等國開展了長時間序列的生態足跡核算與分析。1999年生態足跡的概念被引入我國，隨後有關生態足跡的研究在國內迅速展開。在WWF的支持下，有關研究部門自2008年起每兩年發布壹次《中國生態足跡報告》。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多的區域、城市開展了生態足跡實證研究，推動和豐富了生態足跡在我國的應用和發展[40]。
由於生態足跡方法具有的概念清楚、計算方法簡便、涵蓋信息量大、所需數據易於獲得等優點，該方法應用領域廣泛，主要包括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性發展評估、城市建設過程中建築用地規劃、景區的旅遊生態足跡、能源生態足跡、地區的生態適度人口、水資源生態足跡以及國家的大型工程建設評估等。但是，壹些研究者認為生態足跡方法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生態足跡方法是壹種靜態分析方法，只能對區域的發展現狀進行評估；實際中土地功能具有多重性質，而生態足跡方法對土地的功能進行了簡化，造成了計算誤差等。這些弊端在壹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態足跡方法在政策規劃等方面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