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規劃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壹個人畢生的成敗。而在生存競爭激烈的時代，壹個人是否具有正確的人生規劃以立身處世，就顯得尤為重要。歷史上的魏、蜀、吳三國時期，就是壹個生存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智者恃謀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夠脫穎而出、名垂青史的，如賈詡、荀攸、諸葛亮等人，都是正確把握了自己人生規劃的高手。但三國群雄之中，稱得上把自己的人生規劃做得最完美最精彩的，筆者認為非魏國的司馬懿莫屬。
司馬懿是三國歷史上壹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如果沒有他，三國紛爭的歷史大概不會那麽快就結束，也許還會再演繹數十年；如果沒有他，大晉王朝順應民心的統壹大業，也不可能那麽水到渠成、來得輕輕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強盛，下啟晉之統壹，成就了秦皇漢帝那樣的豐功偉業，將天下萬民從亂世爭戰之中解救出來。所以，他堪稱“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處。《晉書》上稱司馬懿“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在筆者看來，最能凸現司馬懿善於規劃自己人生的，便在“聰明多大略”五個字上。以史書資料為依據，讓我們來看壹看司馬懿是如何施展他的聰明才智來進行人生規劃的。
古人雲：“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在封建社會，壹個人事業上的建樹，主要在政治、軍事方面；而在政治、軍事方面有所建樹，則全憑個人與上級的關系如何。所以，根據司馬懿輔佐的四個君主，可以大致將他的人生規劃分為四個階段：魏武帝時期、魏文帝時期、魏明帝時期、魏少帝曹芳時期。而我們就可以從這四個時期分階段來觀察司馬懿的人生規劃。
壹、魏武帝時期
首先，我們有必要了解壹下魏武帝曹操的個性特色與為政風格。史書上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同時又“持法峻刻，諸將有計謀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余。”是壹個名副其實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導向上存在著嚴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雙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實力，但又不允許部下的才能與實力超出他和他的後人的可駕馭範圍。《三國誌》上記載了這樣壹個事例：荊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異才，聰明敏達，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當。曹操愛子曹沖，亦有過人之智，可與周不疑相比。後曹沖病死，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駕禦也.”遂遣刺客殺之。這壹事例，完全證明了曹操用人路線的“雙重取向”。
司馬懿對曹操這種用人導向是認識得很深刻的。當年他出山任職時因不滿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的叛臣行徑，“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羅到帳下時，他假扮患“風痹”之癥作為推辭的理由，並且還以“堅臥不動”的高超演技騙過了曹操派來刺探虛實的人。但騙得了壹時，騙不過壹世。曹操當了丞相之後，再次敦請司馬懿出仕，而且明確地發出了“若復盤桓，便收之”的威脅。這時候的司馬懿，自知不足以與權勢顯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懼而就職”。君己無禮於先，臣又怎能忠事於後？！顯而易見，在這種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司馬懿雖已加入到曹操陣營之中，卻很難馬上發揮其過人的抱負與謀略。
即便進了丞相府，司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晉書》上記載：“魏武察帝（指司馬懿）有雄豪誌，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壹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可見，曹操對他的猜忌之深，達到了“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地步。
司馬懿這時的人生規劃第壹個重點便是“韜光養晦，瞻前顧後，明哲保身”。他決定用自己的務實和苦幹換取曹操的信任，“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是啊，任何壹位君主，看到有這樣公而忘私、廢寢忘食、盡心盡力的臣子為自己效忠，又怎會產生叵測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後終於接受了司馬懿的效忠，並對他進行了提升，所以他能從當初剛入丞相府的“文學掾”（文牘之官）壹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秘書長）。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時，司馬懿絲毫也沒有放松對自己的歷練。這是他這段時期人生規劃的第二個重點。他在當時的丞相府中找到了兩個榜樣——荀彧和曹操。應該說，在丞相府的歷練過程中，他時時處處都在學習這兩個榜樣的長處。但司馬懿註意到了這壹點：荀彧作為高明的謀略家，他的長處僅僅局限於運籌帷幄之中，發展的空間太狹窄，始終只能隱在幕後，而無法馳騁疆場，登上歷史的大舞臺。而曹操不同，他就是壹個“能謀能戰”的大梟雄，他的發展空間就比荀彧更廣闊。從註意到這壹點開始，素懷“治國平天下”大誌的司馬懿學會了有計劃、有步驟的自我鍛煉，使自己逐步完善成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長於壹體的“文武雙全、出將入相”的真正強者。
最後，我們來談司馬懿在魏武帝時期人生規劃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壹筆了——扶助曹丕成為太子。《晉書》上講他：“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儒家學說裏講：“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達而先達人”，司馬懿為了擺脫處於中層官僚的命運，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將在奪嫡之爭中處於劣勢的曹丕推上太子寶座，他就可以成為輔佐元勛而進入魏國最高統治階層。於是，他想了種種策略，挫敗了曹丕的政敵——曹植壹黨的攻擊，終於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這壹步棋的成功，直接影響了司馬懿的壹生。從此，他逐漸邁近了魏國的最高統治階層。
這壹時期，從司馬懿初入丞相府時的二十九歲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時他滿四十歲為止，他為了“壹躍而起、壹飛沖天”而整整耗去了十壹年的時間。
在這十壹年裏，可以看出司馬懿的人生規劃完全遵循儒家立身處世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司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環節——“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實、做得好，“治國平天下”的大誌才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修身”這壹課題，在司馬懿看來，又可具體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八個字，也就是“識時務”：根據時勢的需要，密切聯系實際情況，以治國平天下之大誌為導向，紮實鍛煉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隨時準備接受命運的考驗與挑戰。他最高明的壹點就是——在什麽時候、什麽環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壹方面的能力以脫穎而出，他壹向對此算計得十分精確。所以，司馬懿能在魏武帝時期悄然無聲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雲，也真正印證了《荀子》裏那段名言：“無冥冥之誌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二、魏文帝時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時期，司馬懿才真正迎來了他順風順水的人生階段。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司馬懿當時四十歲，漢丞相、魏王曹操於洛陽病逝。當時魏王府外有前來奪權的曹彰問罪之師，內有諸路兵馬暴亂之跡，而漢室遺臣們也有蠢蠢欲動之相。史書上講：“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司馬懿在這個時候毅然挺身而出，“綱紀喪事，內外肅然”，用自己的卓異才識鎮了岌岌可危的時局，穩定了人心，並說服漢獻帝正式冊立曹丕為丞相、魏王。
他這初顯身手之舉，更是進壹步贏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當曹丕壹立為魏王，立即封他為封津亭侯，並轉任丞相長史，成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壹。
這時，司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時處處受到壓制的威脅，可以直抒胸臆大顯身手。他先是策劃了以魏代漢受禪的“大略”，後又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許昌，內鎮百姓，外供軍資”，並被魏文帝稱為“蕭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時，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陳群為顧命輔政大臣，並詔太子曹睿：“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顯而易見，司馬懿已躋身於曹魏政權最高決策者的行列。
現在我們可以來分析司馬懿這段時期的人生規劃：首先，曹丕能當太子、能當魏帝，出力最多、功勞最大的，應屬司馬懿（史書上雖沒有清楚地描繪司馬懿的種種謀略，這更顯出了他的“陰”和“深”）。而曹丕本人對司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馬懿用不著再畏懼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給了他寬松的發展環境和廣闊的歷史舞臺，這對他“成大器、勝大任”來說，是壹種極佳的鋪墊。
但曹丕壹向喜歡耀武揚威、好大喜功，自己並無軍事才能，又愛征戰殺伐。於是，在武事方面，司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實學，任由這個虛榮心極強的君主去大出風頭。但他卻是埋下頭來，紮紮實實擔負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樹。這時候的司馬懿還不想鋒芒畢露，顯得有些低調，這是有原因的：雖說曹丕對他極為信任，但在軍事大政方面，他還是偏向於倚重自己的曹氏宗親。而司馬懿也沒有必要急於顯出掌握兵權的意圖——“先安內，後取外”，畢竟丞相之職，對司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錯的平臺。
司馬懿立身行事的特長，我們這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目光遠大，計謀深沈，遇事主動，辦事縝密，滴水不漏，毫無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時期穩打穩紮地真正崛起，而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曹丕死時，他年齡為四十七歲。在曹丕為帝的這七年裏，司馬懿迎來了嶄露頭角的輝煌時期。但這七年裏，他的舞臺還不夠廣闊，他只是默默地在後方夯實著魏室的基業。但司馬懿已不甘於隱在幕後了，他準備著走上歷史前臺大展身手。而這壹機遇很快就要到來。
三、魏明帝時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兒子曹睿登基為明帝。他給了司馬懿表現軍事才能的機會。當時，東吳孫權率領數萬雄師圍困了魏國的江夏城，並派大將諸葛瑾、張霸攻打襄陽城。司馬懿立刻率軍出擊，大敗吳寇，諸葛瑾逃走，張霸被斬。司馬懿這壹赫赫戰功，立刻得到了回報，他被任命為驃騎大將軍。
至此，司馬懿可以開府治事——有了自己的辦事機構和統歸自己指揮的軍隊，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作為曹丕“東宮四友”之壹的老臣吳質也在曹睿面前稱贊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馬懿的威望，日漸隆盛。
隨著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馬懿開始在魏國軍政界獨領風騷。魏明帝對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於他文韜武略的進壹步發揮。在魏明帝時期，他從壹個謀臣順利轉型為壹個充滿了戲劇色彩的武將。他深藏不露的軍事才能得到了進壹步淋漓盡致的發揮。他在明帝當政的十三年裏，南平叛臣孟達，西拒諸葛亮，北摧公孫淵，招招見血封喉、淩厲之極，連吳國國主孫權也不得不為之懼服：“司馬懿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
司馬懿這時人生規劃的重點是：用顯赫的軍事業績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利用“養寇以自重”的策略來慢慢蠶食魏室的軍政基業。
應該說，這時候的司馬懿目光並沒有局限於維護魏室的壹國之安，他早已開始著手實施“肅清萬裏，總齊八荒、平壹天下”的大誌與大略。他少年時代便“慨然有憂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時才終於獲得了“為天下解憂，為萬民解困”的機遇和條件。這個歷程，讓他苦心經營了整整三十七年！
首先來看司馬懿軍事上精彩的第壹筆——旬月之間擒滅叛臣孟達。他是精於使用急行軍和潛行軍的大師，當他陡然從天而降兵臨上庸城下時，孟達還在做他的春秋大夢呢！於是，可憐的孟達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壹下掃平了，幹凈利落，毫不拖泥帶水。這可以看出司馬懿的用兵特色：靜則隱於九地之下，令人無從發覺；動則發於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從他與明帝論兵時自言：“凡攻敵，必先扼其喉而搗其心”，更見他善於集中優勢兵力直攻敵之要害。所以，他往往是不發則已，壹發必中，殄敵於鬼神莫測之際。
但為什麽到了與諸葛亮對陣時，他又怎麽不采用這種敏捷、果決、剛猛的戰術呢？這正是筆者要講的——他人生規劃的重點並不是壹味炫耀軍事才能，他要著手實施他“掃平三國，壹統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們來仔細分析諸葛亮和司馬懿的祁山之戰。這是壹場持久戰，司馬懿從四十九歲打到五十五歲，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盛譽，也打出了司馬懿“掃平三國、統壹天下”的雄厚資本。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影響，人們總以為司馬懿軍事才能不如諸葛亮，處處被諸葛亮牽著鼻子走。然而根據史書記載來看，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的。首先，我們要弄清他倆在祁山之戰的真正目的。諸葛亮的戰略目的很簡單：攻下中原，消滅曹魏，光復漢室。司馬懿的戰略目的就復雜多了：壹、挫敗蜀軍進攻；二、積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養兵千日，伺機統壹天下。這多重性質的戰略目的，讓司馬懿在表面上顯得似乎有些被動。但根據自己的戰略目的，他第壹步做到了維持現狀的平衡戰略：壹方面防止諸葛亮獲得大的優勢，對魏國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脅；另壹方面又不能擊潰諸葛亮，還要保持諸葛亮的攻擊力。“空城計”如果是真的史實，就驗證了司馬懿的這個平衡戰略——所以，他寧可被部下稱為“畏蜀如虎”，也不願沖進西城小縣抓住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諸葛亮，司馬懿就只能重復歷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戲劇性命運了。
第二步，司馬懿實施了“偷天換日”的篡位戰略。在祁山之戰期間，他慢慢樹立了自己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並肅清了軍中的異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於自己的將領，夯實了自己的軍權基礎。我們可以通過後來的歷史來驗證，當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叛魏之時，魏國大臣很少有站出來反抗的，甚至史書上都是寥寥幾筆帶過。曹氏政權如同紙屋壹般壹下就崩潰了，這個量的積累可不是司馬師、司馬昭當時所能造就的，應該是司馬懿從掌握軍政實權開始就著手為兒子們做好的鋪墊。
第三步，司馬懿已在祁山之戰中開始積蓄“掃平吳蜀、統壹天下”的資本了。他指揮大軍與諸葛亮對峙，大戰必避，小戰必迎，以實戰練軍士，以實戰養軍威，成功地建立了壹支能征善戰的軍隊，為將來消滅吳蜀、統壹天下作好了軍事上的準備。而魏國後期抗吳滅蜀的大將郭淮、王昶、鄧艾等人才，就是司馬懿那時在祁山之戰中壹手培養和提拔起來的。
第四步，司馬懿已著手歷練自己事業的繼承者——他的兒子司馬師與司馬昭。他將兩個兒子帶到祁山之戰中，接受血與火、生與死的鍛煉，為他倆將來順利繼承自己“壹統天下”的事業做好了充足的素質準備。
這四步高招，是司馬懿在祁山對峙中真正的事業，也是他這段時期人生規劃中的神來之筆。雖然，他在和諸葛亮的對抗中，似乎沒有取得表面上的勝利，但他的所有戰略目的都達到了。這便是他的最大勝利——更何況他還拖死了積勞成疾的諸葛亮。
諸葛亮死後沒多久，司馬懿剛壹返回朝廷，又被曹睿派往遼東攻打公孫淵。這是壹場大規模的遠征戰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馬懿只率四萬人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僅僅用了壹年的時間，便徹底掃平了公孫淵，鞏固了魏國的後方。
而這時曹睿已身患篤疾，壹場朝廷權力交接戰又拉開了帷幕。司馬懿煞費苦心安插在明帝身側的“內應”——魏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拼死力爭，將遠在萬裏之外得勝歸來的司馬懿再壹次推上了顧命輔政之位。至此，身為“三朝元老”的司馬懿重返魏國政壇，新的征程在他腳下延伸開來。雖然這時司馬懿已年滿六旬，但他雄心不減當年，積極準備著繼往開來、再創輝煌。吳國、蜀國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馬懿的巨大威脅，然而壹切都晚了，他們國中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與司馬懿對敵了。
四、魏少帝曹芳時期
魏少帝曹芳時，司馬懿已站到了權力的頂峰。這個時候能夠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應該沒有了。他挾“四朝元老”之威望，負“伊尹、周公”之才德，誰也不敢和他的遠見卓識相抗。他在魏國軍政大事上的每壹次決策和行動，都是完美無缺的。
但另壹個顧命輔政大臣曹爽卻害怕司馬家族終有壹天會壟斷朝政。於是他用了“欲抑先揚”之術，敬事司馬懿如父，推舉他為“太傅”，外示尊崇，而實則奪了他的軍政大權。
司馬懿處空名而無實權，壹晃就是十年。在這十年裏，他處處示弱，隱忍不發，靜觀其變。果然，曹爽誌得意滿之後走向了狂悖與淫慢。他作威作福，穢政橫行，以致大臣離心、物議沸騰，魏國國勢也漸趨衰弱。
這是司馬懿無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奪權，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為，但他絕不能忍受曹爽毀掉他辛辛苦苦為魏國夯實的“壹統天下”的大業根基。他為自己“達則兼濟天下”的大誌已不懈奮鬥了近四十年，怎麽可能讓無知小兒曹爽來阻斷！
於是，“高平陵事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曹爽壹派被司馬懿用雷霆手段壹舉摧滅。
司馬懿在最後處置曹爽時，用了“斬草除根”之法，將曹氏宗親翦滅殆盡。這壹舉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蔣濟的反對。但他必須這麽做。只有不留後患，才能保證朝局的穩定啊！況且，司馬懿已走上了壹條與曹魏政權決裂的不歸之路。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司馬懿已七十二歲了。他在除掉最後壹個政敵王淩後，病死於洛陽，真可謂“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司馬懿臨終前，把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叫到榻前說：“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誌，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
對於司馬懿所言的“慎之”，也許有兩層意思可以理解：其壹是讓二子善理國政，不可以心生異誌；其二是讓二子善保國政，不可輕易托付他人。但是無論司馬懿本人有沒有異誌，有壹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過他的不懈經營和艱苦努力，已經為後人的事業創造了最佳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條件。司馬懿死後，司馬師和司馬昭分別被封為大將軍和驃騎上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從此對於曹魏而言，皇帝之勢微而國家之勢強，軍政大權，盡歸司馬氏專斷。
“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繼司馬懿之後，呈現在司馬昭、司馬炎面前的天下大勢，可謂“居高視下，勢如劈竹”。他們所要做的，只是順流而下，去完成歷史所賦予的某種必然。
公元262年，魏將鄧艾偷渡陰平、奇襲成都得手。次年，蜀後主劉禪降魏，至此，蜀漢政權歷二帝，前後42年，終於宣告結束。
公元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逼魏主曹奐禪位，司馬炎登基，改國號為晉；公元280年，司馬炎進討吳國，吳主孫皓降晉，吳國滅亡。從而結束了魏蜀吳三國之間長達七十二年的混戰局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分歸晉”。
總 結
司馬懿是壹個集政治家、軍事家、權謀家於壹身的儒家奇才。當然，這是他成功之後，人們給他定的性質。
人們會說，儒家以“忠孝”為本。司馬懿本就不是魏之純臣，也不盡忠於曹氏，怎麽還能說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實，儒學的根基是壹個“仁”字。司馬懿除魏之苛政、撫民於安樂，這不是“仁”嗎？司馬懿消亂世之紛爭，統壹天下，拯萬民於戰火之中，這不是“仁”嗎？——“仁”比“忠”更大呀！這才是真正的儒者應持的觀點。
因為仁者無敵，所以司馬懿無敵。
司馬懿從壹個有誌有才的青年，到壹個內政軍事名滿天下的奇才，再到壹個治國平天下的英雄。這完全應歸功於他的人生規劃做得完美無缺。在他人生的每壹個重要機遇期裏，他總能把握住最佳時機出手，而且壹抓就是碩果累累，這是難能可貴的。
更可貴的，是他能忍：面對曹操的歧視和壓制，他能忍；面對同僚的排擠和陷害，他能忍；面對諸葛亮的“巾幗之辱，”他能忍；面對小輩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規劃中最璀燦的亮點，就是他的“忍”——堅百忍以圖功業之終成。壹個“忍”字貫穿了司馬懿的整個人生規劃；壹個“忍”字，造就了千古壹帝司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