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塔出生於1949年5月。那時，他的父親李葆華任北平市第二副書記，正為新中國的成立而奔忙著；母親田映萱在長辛店機車車輛廠黨委工作，壹個星期只能回家壹天。李宏塔出生才19天，就被送進了壹家市民托兒所，直到6歲才被接回家。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平時，父母對他們要求非常嚴格，從來沒有給過他們壹點特殊的照顧，使李宏塔從小就養成了壹種平民意識。
六十年代初，李葆華調任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李宏塔隨父到安徽讀書。李葆華壹反當時的政治風氣，堅持對事不對人，使許多問題在寬松的環境中得以改正。為4000多名被錯劃的右派平反。這在全國是敢為人先的舉動。他還在安徽放開農貿市場，允許農民在完成征購後將糧食拿到市場上銷售。李葆華的生活十分簡樸，平常上班，都是穿普通服裝。因為他經常下鄉、下廠，有人便說他微服私訪。李葆華因此得了個“李青天”的綽號。父親那輕車簡從、埋頭苦幹、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為青少年時期的李宏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宏塔至今記得，壹天，有人給他家送去幾袋新疆葡萄幹，正值少年的李宏塔拆開壹包就吃。李葆華下班回到家中發現後，立即對他進行教育：“要記住，我們只有壹個權利，為人民服務。做了壹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產黨人幹的事。”隨後，他讓家人把葡萄幹退回，宏塔吃掉的那壹包，也折價壹同退款。
三年困難時期，李葆華家裏的生活十分清苦，飯桌上根本看不到葷菜。李葆華常對家人說：“當人民群眾溫飽難濟之時，幹部的生活也必須艱苦，不允許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許多東西在變化，但有壹樣東西永遠不能變，那就是***產黨的宗旨。這壹點如果改變了，那就不是***產黨了。”
父輩的這些生活點滴瑣事，潛移默化，註入了李宏塔的靈魂深處。在溫暖的革命家風熏陶下，李宏塔健康地成長著。 1966年，16歲的李宏塔中學畢業後報名參了軍。臨別的時候，李葆華語重心長地對他說：“要準備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到部隊後，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蘇河口農場，當了壹名農墾兵。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他犁田、播種、插秧、除草、漚田，樣樣都幹，不怕苦不嫌累。那時，李宏塔身高體瘦，戰友們便給他起了個外號“大蝦”。沒想到就是這樣壹位“大蝦”，卻在艱苦的勞動磨練下，身體變得健壯結實，壹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擔。在部隊三年，他被評為勞動能手、神槍射擊手、萬米遊泳能手。
1969年4月，李宏塔從部隊退伍，分配到合肥化工廠當了壹名普通工人。當時的化工廠技術條件比較落後，有害氣體腐蝕性很強，要帶防毒面具上崗。第壹天晚上，班長老包帶領青工小費上班，讓李宏塔跟班學習。到了深夜，小費睡著了，班長忙不過來，李宏塔就積極參加操作，當老包的助手。班長很高興，說：“第壹天就動起手來，真不錯。”由於李宏塔積極肯幹，很快成了廠裏的骨幹。班長老包成了他的老師、好友，而且介紹他加入了中國***產黨。
1973年10月，廠裏推薦李宏塔上大學。三年很快過去，李宏塔從合肥工業大學畢業後，仍然回到了原單位，當了壹名技術員。由於突出的工作成績和實幹精神，李宏塔被推薦為***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為***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1980年5月，任***青團合肥市委書記、中***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10月，調任***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
李宏塔依靠自己的勤奮苦幹和聰明才智，壹步壹步從基層普通職工成長為壹名領導幹部。有誰知道，這其間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呢？ 1987年，38歲的李宏塔已經到了離開***青團的時候。組織部門征求意見時，李宏塔毫不猶豫選擇了省民政廳。他說：“我就是想找壹個幹實事的部門去工作。民政尤其實在，是直接給老百姓辦事。”
李宏塔如願來到安徽省民政廳，在廳領導的位置上壹幹就是18年。期間，有許多人為他得不到升遷而“打抱不平”，可他自己對此卻泰然處之。他認為自己的能力有限，升與不升都沒有什麽，只要能夠為百姓工作就心滿意足了。
說實話，李宏塔多年未提拔，有客觀的原因，也有李葆華的原因。李葆華在世時，從不為子女的升遷打招呼。每當子女所在省裏的領導前來看望他時，他反倒是請他們壹定要嚴格要求他的子女。李葆華的做法等於幫了“倒忙”，不“入時”，也更少見。
對於父親的幫“倒忙”，似乎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在省委、省政府任何壹位領導面前，也從來沒有提起過自己的職務問題。
在安徽，身為廳級領導幹部的李宏塔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廳裏要安排小汽車接送，他笑著說：“我還是騎自行車方便。”就這樣，他20多年如壹日，無論刮風下雨，都堅持騎車上下班。有人曾提醒他說，妳不坐車，別的副廳長咋辦？李宏塔說：“咱這是鍛煉身體，並不影響別人坐車，幹嘛非要步調壹致呢？”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平時，他也從未因私而用過單位的汽車。
壹天，廳裏壹位同誌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問他：“妳怎麽不騎車呀？”他說：“車子放在樓下被偷走了。乘公***汽車人太多，還是走路舒服。”當地有記者采訪他，他輕言細語地笑著說：“騎車上下班這事太平常了，沒什麽好說的。我父親當年在北京，每天從家裏到人民銀行上班都是步行。”
久而久之，在李宏塔每天必經的長江路、六安路上，交警都知道這位高個、魁梧、滿頭灰發的中年人是民政廳的廳長，敬意油然而生，見了面總要跟他打個招呼。
這與家風的熏陶是分不開的。壹次，李宏塔與省社科院的壹位同誌去北京開會，下了火車，他們拎著資料去擠公***汽車。社科院的同誌調侃說：“我以為跟著個當官的能蹭車呢，敢情還不如我到北京，找個單位就可要輛車。”李宏塔笑笑沒答話。社科院的同誌又問道：“那我們回去妳爸該用車送我們了吧？”李宏塔說：“趁早別想，他老人家的車我們可不敢‘妄想’。”
采訪中，李宏塔的愛人介紹，擔任領導工作20多年，李宏塔騎壞了4輛自行車，穿壞了5件雨衣、7雙膠鞋。隨著年齡增大，2003年他將自行車換成了電動車，自己還笑稱是“與時俱進”。
這麽多年來，李宏塔的平民意識壹直沒有改變，他把騎自行車當成了壹種體察普通百姓生存狀態的最好方式，他要讓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脫離人民群眾，當壹個真正為人民辦事的黨員幹部。 說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前幾年的壹個晚上，曾有記者敲開了李宏塔的家門。踏進門檻，只見壹個約8平方的門廳出現在眼前，壹張長方餐桌占去了門廳的三分之壹，那餐桌用手壹撐便有些搖晃。壹臺老式吊扇在頭上慢條斯理地轉著。家中的床與櫃都是20多年前結婚時買的，盡管有開裂的、脫漆的，他們依然舍不得丟棄。李宏塔說“那都是正經木板做的”。在另壹間房裏，刨花木板的組合櫃、寫字臺以及電視、書櫃把房間擠得滿滿當當。壹組三人沙發因地方太小被分開放置。李宏塔風趣地說，這樣正合適，談話可以面對面了。由於房子太小，家裏的電視只有20吋。李宏塔幽默地解釋：“我就喜歡小電視，清晰度好。”
安徽省政府1982年對幹部住房標準有過這樣的規定：“地、市和省直廳、局級以及相當於這壹級的幹部，每戶建築面積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廳級的李宏塔，1984年卻搬進了55平方米的兩居室，而且是位於樓房的最西邊，冬冷夏熱。他們壹家三口壹住就是16年。這期間，李宏塔調到省民政廳，曾先後4次主持廳裏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卻從未給自己要過壹套房子。廳裏許多同誌說：“不管哪壹次，他要壹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時，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規矩辦，先群眾、後幹部，而且是“後”到每壹次他都沒住上新房。1998年，是國家最後壹次福利分房。這壹次，李宏塔有過思想鬥爭，可是到分房時，他看到許多年輕同誌住房較差，需要改善，狠心放棄了這最後壹次機會。
直到2000年，在省裏不少同誌的“告狀”之下，有關部門給李宏塔補差了壹個小套，且是臨街的樓房，人來車往，噪音特別大。李宏塔只好讓兒子去住，他們老兩口仍住原來的房子。
作為廳長的李宏塔，其壹家人的生活不應該如此清貧，只要他稍微表示壹下，或者用手中的權力稍稍為自己安排壹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個級別應該得到的，他壹家的生活都會是另外壹個樣子。但是李宏塔卻固守清貧，而且心甘情願，沒有絲毫其他想法。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釗，為創建北京***產主義小組，從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為活動經費，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兒女上學交不上學費，冬天家中買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釗本人也衣食節儉，經常是壹塊大餅、壹根大蔥地對付壹頓，衣服也近乎寒酸。2005年2月去世的李葆華，家中的簡樸讓人難以置信。房子是70年代的建築，老舊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發坐下就是壹個坑。2000年中央有關部門要為他調房，他說：“我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用調了。”而且多次謝絕裝修。這令人敬重的家風，使李宏塔的清貧變得自然而真實，毫無“作秀”之嫌。
“革命傳統代代傳，堅持宗旨為人民。”這是李宏塔自撰的壹副對聯，也是他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