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是壹個熙來人往的地方，它本身就是壹座城市。
無論生活在紐約、巴黎、東京，還是逃不掉的北上廣，我們總能在生機勃勃又人滿為患的城市中感受到孤獨。
壹個人走過喧囂的十字路口，壹個人塞著耳機擠進通勤地鐵，壹個人從狹小的房間醒來、默默看著窗外泛白的晨光?即使置身熱鬧的聚會，也會在人群中壹瞬間感到內心的清冷。
備受贊譽的英國非虛構作家奧利維婭·萊恩在《孤獨的城市》中說：無論身處何地，妳都可能感到孤單，但生活在壹座城市裏，被數百萬人圍繞著，又會催生出壹種別樣的孤獨的滋味。
Olivia Laing
奧利維婭寫作《孤獨的城市》緣起於她失敗的愛情經歷：為了壹個承諾漂洋過海，壹個人來到紐約與“真愛”相會，卻被無情拋棄。
失去愛情的奧利維婭，只身遊蕩在紐約這座迷宮壹樣的城市之中，穿梭在混凝土、花崗巖與玻璃構建的建築之間。
壹切都是陌生的，沒有親人和朋友，她時常蝸居在轉租的老舊公寓裏，頻繁刷新Twitter瀏覽著無窮無盡的網絡信息，略微的口音差異以致在咖啡館點單都被貼上“異鄉人”的標簽，無法訴說的孤獨感不斷襲來。
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相信很多人也有過相似的經歷和感受，為愛與夢想奔走，卻事與願違，陷入孤身壹人的境況。
《孤獨的城市》
奧利維婭開始深入地體會這種孤獨的滋味，並追尋孤獨的本質：孤獨意味著什麽？
倘若我們不與另壹個人緊密纏繞，我們該如何生活？要是我們無法輕松地開口交談，我們該如何與他人發生聯系？如果我們的性取向不被承認或不曾獲得美貌，如何從孤獨中擺脫出來？科技能讓我們更靠近彼此嗎？還是將我們禁錮在屏幕背後？
奧利維婭把目光轉移到許多曾生活在紐約的藝術家身上——愛德華·霍珀、安迪·沃霍爾、亨利·達戈、大衛·沃納洛維奇，以及包括南·戈爾丁、希區柯克、克勞斯·諾米、比莉·哈樂黛等著名的攝影師、電影導演與歌手。
這些藝術大師也曾陷入孤獨與痛苦中，經歷過難以言喻的精神燒灼，但他們都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展現“孤獨”這壹主題，用創作與他人產生連接。那些與孤獨有關、被大眾熟知的藝術作品和影像的背後，正是他們勇於面對孤獨的勇氣果實。
正如奧利維婭所說：在孤獨中成形的事物，往往也能被用來救贖孤獨。
通過創作《孤獨的城市》，奧利維婭也找到了救贖自己的方式：試圖弄清楚孤獨究竟是什麽，並與我們分享對孤獨的思考，討論城市裏特有的孤獨感，深入挖掘藝術家的背景和創作故事，試著向我們描述孤獨與藝術之間復雜的關系。
以下為《孤獨的城市》內文試讀，摘選自《不真實的國度》壹文片段，感謝未讀授權發布：
租房子住，生活在其他人的物品中間是壹種挺有意思的行為，有人曾在這裏構築過壹個家，而今早已離開。我的床在壹個平臺上，上去的時候要爬三級非常陡的臺階，下來的時候又必須像個水手壹樣，倒退著往下行。屋子的盡頭有壹扇用木板圍上的窗戶，通往壹個通風井，音樂和對話聲會時不時地透過那扇窗飄進來，長久地縈繞在我耳邊。我就像是盧克·桑特在《低等生活》（此書是壹段對舊時紐約魔咒般的記敘）裏描述過的那種傻乎乎的房客壹樣。多年來，人們在那些房間裏來了又去，留下唇膏和護手霜的罐子。廚房的碗櫃裏滿是吃了壹半的格蘭諾拉麥片和瑜伽茶包，好幾個月都沒人給植物澆水，也沒人擦去擱板上的灰塵。
白天的時候，我幾乎不會在大樓裏撞見任何人，可到了晚上，我會聽見壹扇扇門被打開、關上，人們在離我的床不過壹兩米的地方往來經過。住在隔壁的男人是個打碟手，壹波波的貝斯聲有的時候會不分日夜地穿透墻壁奔湧進來，噪聲在我的胸腔裏振蕩。淩晨兩三點，熱氣蒸騰著升上管道，發出當啷的聲響。有時，就在破曉前，我會被消防車的警笛聲吵醒，它們正要從東二街的消防局出發，這個消防局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六名隊員。
我感覺壹切都是可穿透的、被淤塞的，就像壹間沒有鎖的房間，或是定期會被海水淹沒的洞穴。我睡得很淺，經常爬起來查收電子郵件，接著就漫無目的地躺臥在沙發上，看著太平梯上方的天空從壹片漆黑轉為深藍色，還有轉角處的摩根大通銀行。再過去幾戶有壹個通靈人的門面，天氣晴朗的下午，她會敲著玻璃窗叫我進去，無論我多麽堅決地搖頭都沒有用。不要不好的消息，不要任何關於未來的啟示，謝了。我不想知道自己會不會遇見誰，也不想知道未來有什麽在等著我。
因為病痛或喪親，精神疾病或持續不斷的、難以忍受的悲傷和羞怯的重擔，因為不知道該如何將自己強行嵌入這個世界，人們最終都會消隱在城市裏，從視野中消失，退縮進自己的公寓裏，而見證這壹切的發生變得越來越容易。我已經嘗到了其中的壹丁點兒滋味，但要是壹輩子都得像這樣生活，在其他人的生活和他們喧鬧的親密關系裏占據著不被看見的盲點，那究竟會變成什麽樣？
如果說有人是在那樣的境況中進行創作的，這個人就是亨利·達戈，這位芝加哥看門人在去世後收獲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域外藝術家之壹的名聲。域外藝術家是壹個用來描述那些處於社會邊緣的藝術家的新造詞，他們從未受過藝術或藝術史方面的教育，僅靠天分進行著自己的創作。
1892年，達戈出生在芝加哥的貧民窟，他無疑是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他4歲時，母親生下妹妹沒幾天便死於產褥熱，而妹妹也立刻被人收養了。他的父親是個跛子。在他8歲時，他先是被送到壹家天主教男孩之家去，接著又被遣送到專供智力發育遲緩的孩子生活的伊利諾伊收容所。在那裏，他接到了可怕的消息，人們說他的父親死了。17歲時他逃跑了，到市裏的天主教醫院找了份工作，在這個不穩定的避難所裏，他把近60年的時間都花在卷繃帶和清掃地板上。
1932年，達戈在韋伯斯特街851號的壹個供膳寄宿處的二樓租了個單間，這裏屬於城市裏的破敗的壹處，是工人階級的地盤。他在那裏壹直住到1972年，之後他病得太厲害了，沒法照顧自己，只好不情願地去了聖奧古斯丁天主教會醫院，巧合的是，他的父親也是在那裏去世的。他搬出去後，他的房東內森·勒納決定清掃房裏累積了四十年的垃圾。他雇了個雜工，還叫來另壹位名叫大衛·博格倫德的租客，讓他幫他把成堆的舊報紙、舊鞋子、破眼鏡和空瓶子拖出去，這都是壹個潛心於廢品收集的人的囤積物。
在清掃過程中的某個時刻，博格倫德開始找到壹些畫作，它們散發著近乎超自然的光輝：這些優美的、令人困惑的水彩畫上畫著裸體的小女孩，她們的身上都長著陰莖。她們在變幻起伏的景色裏玩耍著，有些背景包含著迷人的、童話般的元素：長著臉的雲朵，在天空中嬉戲的有翅生物。另壹些則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描繪了大規模的痛苦景象的彩色畫面，還有精心描繪的猩紅色血池。博格倫德把這些畫拿給勒納看，後者是個藝術家，他立刻意識到了這些作品的價值。
之後的幾個月裏，他們發現了大量的作品，包括超過300幅繪畫和上千頁的手寫內容。其中的大部分情節都發生在壹個有延續性的異世界裏，壹個不真實的國度，達戈在那個世界裏所投註的活力和熱情遠超過了芝加哥這座他日常居住的城市。很多人都過著壹種有局限的生活，但達戈的內心世界所呈現出來的報償性的廣度和豐富性還是令人感到震驚。他是在1910年和1912年間的某個時刻開始寫作有關“國度”的內容的，那時他已經從收容所逃了出來，但沒人知道他就此考慮了多長時間，或是在心裏構思了多長時間。《薇薇安女孩們的故事，在據稱為不真實的國度裏，因兒童奴役反抗而起的格蘭德科-安格裏尼亞的戰爭風暴》（The Story of Vivian Girls， in What is Known asthe Realms ofthe Unreal， of the Glandeco-Angelinian War Storm， Caused by the ChildSlave Rebellion）最終長達15145頁，使其成為迄今為止存在的小說中篇幅最長的作品。
壹如這個冗長的標題所預示，《不真實的國度》描繪了壹次血腥內戰的進程。戰爭發生在壹個虛構的星球上，我們自己的地球就像壹顆衛星壹樣圍繞著它運行。和那場對應的美國內戰壹樣，這場戰爭也是因奴隸制度而起的，具體來說，這是壹場針對兒童的奴役。事實上，兒童所扮演的角色是這部作品裏最引人註目的要素之壹。當盛裝的成年男人各據壹方戰鬥時，七個幼女姐妹擔當起了與邪惡的格蘭丁利尼亞人對抗的精神領袖，而他們的諸多暴行的受害人都是些小女孩，她們通常都赤身裸體，展露著身上的男性生殖器官。
薇薇安女孩們擁有無窮的適應力。就像漫畫裏的女英雄壹樣，她們能承受任何程度的暴力，也能從每壹次危險中逃脫。但其他孩子就沒那麽幸運了。無論是文字還是圖畫都生動地表明，“國度”是壹個無止境的殘酷之地，在鋪滿了巨大的濃艷花朵的花園裏，赤裸的小女孩們被扼死，被釘在十字架上折磨致死，被開膛破肚，而這都不過是些例行公事，行刑的是那些穿著制服的男人。正是他作品中的這個元素後來為他招致了性虐待狂和戀童癖的指控。
那些年裏，達戈還寫過壹部篇幅超長的小說，《瘋狂的屋子：在芝加哥的進壹步冒險》（Crazy House:Further Adventures in Chicago），這部小說同樣也是壹部自傳和大量的日記。然而，盡管他有著如此驚人的創造力，他卻顯然從沒想過要試著把它展示給其他人，去宣傳或者談及自己的作品，而始終將它們收納在三間小小的寄宿房間裏。如此壹來，人們或許不難理解為什麽當博格倫德前往聖奧古斯丁醫院，去詢問達戈關於韋伯斯特街的驚人的發現時，達戈會拒絕談論它。他留下壹句謎壹樣的話，“已經太遲了”，並要求他們把這些作品銷毀。後來，他駁回了自己的話，說可以把它們留給勒納保管。
無論如何，1973年4月13日，81歲的達戈去世時，他對於自己留下的這些東西，這些他在那麽多年裏如此費心創造的藝術品未置壹詞。由於達戈沒有任何尚在人世的親戚，勒納和他的妻子擔負起了在藝術世界鼓吹、宣揚、協調並提升達戈地位的角色，將他日益增值的畫作賣給私人收藏家、畫廊和博物館。
很少有哪位藝術家的作品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批進入公眾視野的，它們與創作者的聯系被如此決絕地切斷，而當其中的內容既令人感到不安，又讓人無法對其做出闡釋的時候，問題就變得尤為嚴重。達戈去世後的40年裏，藝術史學家、學者、博物館館長、心理學家和記者們圍繞他的創作意圖和角色，慷慨激昂地闡述著各自的理論。這些觀點毫無相似之處，但大體而言，它們都認同達戈是壹個無可比擬的域外藝術家，壹個未曾受過專業的指導和訓練的、被忽視的、孤獨的人，並且幾乎可以肯定他患有某種精神方面的疾病。他作品中極端的暴力和壹覽無余的身體的本態，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各種駭人聽聞的解讀。多年來，他已在身後被診斷患有自閉癥和精神分裂癥，而他的第壹位傳記作家約翰·麥克格雷格則毫不掩飾地指出，他的想法與壹個戀童癖者或連環殺手無異，而這類指控在後來的日子裏從未消失過。
在我看來，達戈生命中的這第二幕與第壹幕中的孤獨重合了：人們剝奪了他的尊嚴，蓋過或淹沒了他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中設法發出的聲音。他創作的東西將其他人對孤獨的恐懼和幻想轉移開去，也避開了孤獨潛在的病理學的壹面。事實上，不少關於他的書籍和文章似乎都將重點投註在了我們的文化焦慮感上，圍繞著孤獨在心理上產生的後果進行探討，而忽視了這位藝術家也是壹個真實的、會呼吸的大活人。
事實上，這樣的解讀方法令我感到尤為焦慮，我漸漸沈迷於壹個念頭，那就是我想要了解和閱讀達戈自己未出版的回憶錄《我的壹生》（The History of My Life）。其中的某些章節曾在其他場合刊登過，但它從未以完整的面貌出現過。這是另壹種形式的靜默，尤其是在圍繞他的生平已經出版了如此多的文字的情況下。
做了壹番功課後，我發現這份手稿就在紐約，和達戈的其他文字作品及很多畫作收藏在壹起，屬於美國民俗博物館在20世紀90年代購自勒納夫婦的收藏品中的壹部分。我給館長寫了信，詢問我能否前去拜訪，她同意了，許諾給我壹周時間（那已經是最大限度的特許了）去閱讀他的手稿，閱讀那些他曾真實使用過的、用來記錄他在這世上痕跡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