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明清時代有壹個有趣的現象，壹方面，是讀書人削尖了腦袋參加科舉考試，想當官；另壹方面，是官員的待遇不斷下跌，幾乎到了難以維持溫飽的地步。曾國藩早年剛剛在北京當上七品官，每年的薪水是45兩銀子，1千多斤大米。淪落到要租房住，過年要借債。那為什麽廣大知識精英還是對做官，這個低薪職業趨之若鶩呢？最近，著名學者李勇就發表了壹篇研究文章，揭露了背後的奧秘。
首先，我們要明確壹個事實，這些讀書人裏面，確實有壹些完全不在意生活條件，就是要實現自己治國利民理想的的人，但是少。大多數人，還是奔著當官的實惠去的。那有人要問了，不是說官員的待遇少的可憐嗎？那錢從哪裏來呢？奧秘就在於他們手裏各種公開不公開的灰色收入。從秦漢到明清，中國壹直是個巨大的農業國家，財政收入有限，可國土遼闊，人民眾多，這也就需要很多官員進行分級管理。所以歷代皇帝的任務，就是想盡辦法，用固定工資，養活盡可能多的人手，這就決定了官員的工資不可能很高。比如，清代，正壹品官員的年薪，才不過180兩銀子，是最低的九品官員的5.7倍，差別不是很高，而且絲毫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上百年不漲工資。所以說這種局面下，皇帝知道做官的壹定有所圖。也明白自己給官員的那點正經工資很難讓他們生活充裕，所以唯壹的途徑，就是默許灰色收入的存在。
正因為有這些灰色收入，所以這麽憋屈的日子，這些當官的還在忍受，也沒人辭職回家種田做買賣。比如從清代雍正年間，地方官就開始有壹份叫“養廉銀”的收入，是官員明面兒上工資的好幾倍，這也可以算現在“高薪養廉”的原始形態。這筆錢，壹般從地方上的稅收裏走。那麽京城衙門裏當差的官員呢，沒有養廉銀，但到了壹定層次之後，可以收到地方官送來的“炭敬”和“冰敬”。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打著取暖費和防暑降溫費旗號的公開賄賂。曾國藩之所以沒有這份額外收入，估計是因為他所在的翰林院，相當於政府秘書處，是個清水衙門，沒啥實權。
那像曾國藩這種地位低下的京官，怎麽來實現自己的以權謀私夢想呢？他們的途徑就是把自己的職位當做壹種期權，壹旦被外派到地方上做官，就立刻能夠財源滾滾，苦盡甘來。比如說，當官的家裏的田地，和人口，可以減免稅收和徭役。所以明清兩代，很多農民就選擇連人帶地，投奔這些官僚地主。減免的稅收，和糧食大部分也都進了這些當官的私囊，比如明末著名官僚徐階，家裏就有良田萬畝，非常富裕。
官員的另壹項合法灰色收入，就是公務開支招待費。官員下基層，離任到任，免不了招待吃喝，衙門裏，筆墨紙硯這些文具，也是要自己買。這項開支在明代，是從老百姓那裏收實物，比如雞鴨魚肉，點心蠟燭，甚至宣紙窗簾。到了清代，這些東西全部折成了銀子，給官員，本意是禁止官員另外向地方老百姓勒索攤派。但實際上，當官的已經把這部分公款裝進了腰包，招待上下級吃喝，購買文具的費用還是從老百姓那裏硬性攤派。這筆錢有多少呢？軍機大臣每年兩萬四千兩，最普通的低級官員也有180兩。
我們知道，雖然這些灰色收入是公開的，甚至是制度化的。但是它們和真正的貪汙受賄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得依靠皇帝和朝廷各部門官員的個人覺悟，才能管的住，不至於把老百姓搜刮到破產造反的地步。所以貪腐永遠禁止不住。從另壹個角度說，不杜絕貪腐，也是皇帝個人的意願，正因為每個人都貪腐，所以每個官員都有了原罪，有了把柄在皇帝手裏，這樣皇帝才會覺得妳會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