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壹般人們都認為杜甫出生於河南鞏縣，是河南鞏縣人。這完全是混淆了兩個概念，就是逗籍貫故鄉地與逗出生地地的區別。故鄉是壹個家庭及家族世世代代聚集之地，同宗血脈，枝蔓相延、代代相續；對壹個人來說，鄉音鄉情、相伴終生。而出生地則完全不同，可以是故鄉，也可能完全不是故鄉。比如古代壹個人千裏為官，攜帶著家眷到外地就任，結果在當地生子，甚至壹個時期在當地落戶，但無論其家庭還是在當地所生孩子，壹般不會認同當地為故鄉，最多是把當地作為孩子的出生地，這是社會生活的常識。杜甫的情況恰恰就是如此。
而在壹些學術論著以及壹些文學辭典包括《辭海》等工具書，都是以出生地代替故裏說，就以《辭海》杜甫辭條為例，不僅稱杜甫是從襄陽徙居河南的河南人，還稱杜甫逗寓居長安近十年地。就在這次逗少陵原之風地征文的來稿中也有很多文章都誤以為杜甫是河南鞏縣人，只是來長安後逗寓居地或逗寄居地於少陵原，最多是把這裏稱為杜甫的第二故鄉而已。其實，無論從杜甫遠祖的籍貫來看，還是從其祖父、父親以及杜甫本人三代來考察，可以完全判斷逗詩聖故裏地原本就是少陵原，而杜甫自己也是壹直把這裏作為故鄉。
杜甫的家世溯源
杜甫的十三世祖為西晉著名的大將軍兼大學者杜預，官居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坐鎮襄陽，都督荊州諸軍事。他在此任上連續給朝廷上表，要求發兵攻打東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他統兵攻克江陵，招降南部諸州郡，在滅吳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被封為當陽侯。杜預堪稱中國儒將中的奇才，壹生居將帥行列，可是他逗身不騎馬，射不穿劄地，也就是說他從來不騎戰馬，射箭連壹層鎧甲都射不透，更不會使槍掄刀上陣廝殺了。但是他統兵作戰多謀略，當時號稱逗杜武庫地。杜預不僅是大軍事家，同時是著作豐富的大學問家，著有《春秋長歷》《盟會圖》《女記贊》等書，尤其是以研究《左傳》著名。當時大臣王濟會相馬，因而特別愛馬；和嶠善於聚斂生財，也特別愛錢；杜預說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晉武帝便問他逗卿有何癖看地他回答自稱逗臣有《左傳》癖地，被譽為歷史佳話。杜預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為註《左傳》最早的壹種，被收入《十三經註疏》，成為千古流芳的經典名著。在《晉書?杜預傳》中明確記載逗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地，也就是今西安市杜陵原人。
從杜預之後，杜家世代為官，杜甫在《進雕賦表》敘其家世說：逗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地杜甫家這十幾代為官歷史中，常攜帶家眷到某個地方做地方官，直到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藝作為壹名七品官奉派到鞏縣，到任數年病歿於鞏縣令任上，他隨任攜帶的家眷子女當時便滯留於鞏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鞏縣應該是杜甫的出生地。
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於鹹亨元年（公元670年）中進士後，朝廷委派到隰城縣（今山西汾陽）當過壹段縣尉，便入朝為官，為唐初著名大詩人，逗恃高才傲世見疾地，中間有壹段因坐事被貶為吉州司戶參軍外，不久便被武則天召還，令他作《歡喜詩》，武則天讀後很滿意，授任著作郎，後遷直文館學士，從此便壹直在長安朝廷裏做官。杜審言所留下詩作盡管不多，在當時卻負有盛名，為人也恃才狂傲，自視甚高。比如有壹次朝廷讓他對官員的文章進行評判，他壹出來對人說：逗（蘇）味道必死！地因為蘇味道也是唐代著名詩人，後官至宰相。當時蘇味道任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武則天時改吏部為天官），杜審言居然說大唐王朝國家組織人事部副部長明日必死，聽見的人無不大吃壹驚，忙問他有何原因，杜審言出語更驚人：逗明天他看到我對他文章批評的判詞，就會羞死！地杜審言竟然還大言宣稱：逗以我的文章之優秀，就是屈原、宋玉作賦也只能成為我的部下；我的書法，就是‘書聖’王羲之再世也得北面拜我為師，作我的學生！地杜審言病逝於直文館學士任上。當他病重時，著名大詩人宋之問、武平壹都曾去看望他，可杜審言躺在病榻上還對宋之問等人說：逗我受盡了造化小兒的苦（意思智商太高了），還有什麽可說的！不過，我活著，詩文與學問老壓得諸位仁兄都出不了頭；現在我快死了，可遺憾的是還沒有壹個能替代我的人！地
杜審言壹生居官長安，死於長安。在唐書本傳中雖溯源遠祖杜預居官之地襄陽，記載為逗襄州襄陽人地，而在《唐才子全傳》中則直接記載為逗審言、字必簡，京兆人。地杜甫的父親杜閑聲名不甚顯著，但史書記載也是長期在京城長安附近做官，曾任武功縣尉、終於奉天（今陜西乾縣）令任上。
據《舊唐書》杜甫本傳記載：逗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地前逗本襄陽人地是以遠祖杜預居官之地為籍貫，後徙河南鞏縣當指杜依藝出任鞏縣令，杜甫出生於此。因為《舊唐書》修於五代時期，當時社會動蕩不安，所以編寫粗疏、錯訛也較多，並且繁簡不當，被歷代史學家所詬病。所以，到北宋時，官居參知政事（副丞相）的大學者、大文學家歐陽修才決心重新編撰《新唐書》。歐陽修在《新唐書》中刪除了《舊唐書》中這段關於杜甫籍貫的記載，顯然對此不予認同或置疑。而此後辛文房在《唐才子全傳》中另直接記載杜甫為長安逗京兆人地。通過對杜甫家世的追溯以及正史記載異同的辨析，完全可判定杜甫故鄉應是逗京兆人地。
杜甫《墓系銘》簡析
壹般說來，除正史記載之外，墓誌記載可補正史之闕漏與不足。墓誌如果是在墓主剛離世之時所寫，盡管可能會有對墓主品行方面溢美的諛墓之詞，但壹般還是比較詳細準確的。分析了正史記載，不能不對杜甫墓誌《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進行壹番簡析。為杜甫作此墓誌銘的是唐代另壹位著名大詩人元稹，名人寫名人應該詳實可靠，可是元稹為杜甫寫的這篇《墓系銘》卻又遇到了特殊情況。
杜甫晚年流落劍南，營建草堂寓居於成都西邊的浣花溪。恰值唐代宗廣德二年（763年），嚴武出任劍南節度使，為西南軍事及行政最高長官。因為杜甫家與嚴武家為三代世交，從杜審言時就與嚴武之祖及其父嚴挺之都有交情；所以嚴武十分善待杜甫，不但把他表為參謀，上奏朝廷授予他檢校工部員外郎之職銜；還親自到杜甫家裏去看望其家人。可是，壹代詩聖杜甫，也繼承了乃祖杜審言的狂傲不羈的詩人性情，杜甫去見嚴武時，或很不講禮貌地不戴帽子頭巾，或逗性褊躁傲誕地（《唐才子全傳》），即性格急躁，傲慢放肆，行為怪誕；這些都不說了，杜甫更關鍵犯了壹個致命忌諱，就是常常喝醉酒了以後，就登上嚴武的床，瞪圓眼睛盯著嚴武喊：逗嚴挺之乃有此兒！地唐代逗床地壹是置於臥室相當於今天的臥床；二是置於正堂或公堂相當於當官的寶座。不論是那壹種床，登床都是大忌；還有古代同僚平輩之間交往，相互都不直呼其名，或稱字號、排行，或稱官職；如稱杜甫為逗杜子美地或逗杜工部地，直呼其名為不敬；更不能輕易觸犯祖輩、父輩的名諱，別說直呼其名了，否則為大不敬。例如唐代另壹鬼才大詩人李賀，其父名李晉，因為逗晉地與逗進地同音，便連進士都不能考。而杜甫直呼嚴武父親嚴挺之的名諱不說，還說逗嚴挺之乃有此兒！地實為大不敬。郭沫若先生在《李白與杜甫》壹書中對這句話不顧當時社會風俗作牽強附會的解釋，引《雲溪友議》所記嚴武少年時，因其父嚴挺之寵愛小妾而冷落其母，便槌殺其父小妾玄英，還坦然回答其父責問。嚴挺之反而高興地說：逗真嚴挺之之子！地郭沫若認為逗嚴挺之乃有此兒地並不是什麽侮辱的話，是逗真嚴挺之之子地這句話的翻版。但忘了逗名諱地是別人諱，自稱不諱。再者嚴挺之的話有誇自己兒子像自己壹樣有種的意思，杜甫作為下屬當然絕對不能如此說。其實《雲溪友議》還記載當杜甫趁醉說逗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地時，嚴武逗恚目地怒視良久，反擊杜甫說：逗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須看地合座大笑，以彌合兩人的話語沖突。嚴武當時說：逗與諸公壹起飲饌，圖的是高興，為什麽要侮辱及祖考！地
嚴武又是壹介武夫，性格暴烈，耿耿於懷，焉能容忍看所以對杜甫動了殺機。也是杜甫命不該絕，有壹天嚴武想殺掉杜甫，在門口召集官吏；嚴武怒氣沖沖正要出門，他的帽子被掛門簾的簾鉤連掛住了三次，可以想像嚴武當時憤怒之極的心情。也就在此短時間裏，有人跑到後堂告知嚴武母親，因有三代世交，在其母阻止下，杜甫才躲過了這壹劫。當時又值蜀中大亂，杜甫便逃難出蜀，壹說是嚴武母恐害賢良，逗遂以小舟送甫下峽。地杜甫過三峽順長江而下，又到沅江、湘江，為想登南嶽衡山，暫住耒陽，遊覽南嶽廟時，突然發了大水，十多天找不到吃的。耒陽縣令備船來迎接，才得回到縣城。縣令擺設烤牛肉和白酒招待，杜甫吃得飽脹、喝得大醉，晚上就突然去世了，享年59歲。
杜甫是逃難而出，死於流浪途中，只能暫時逗旅殯嶽陽地。《舊唐書》記載杜甫逗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地《墓系銘》為逗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誌，亦足為難矣。地杜甫有兩個兒子，宗文、宗武；都未做官，也沒有以詩成名，完全流落民間。杜甫逝世不久，其子宗武也流落湖湘而死於江南，其另壹子宗文下落不明，史書闕載。《舊唐書》也記載逗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註：元稹撰墓系中，無自耒陽之文），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地也就是說到了杜甫逝世四十多年後，杜甫的孫子杜嗣業才遷葬杜甫遺骨與夫人弘農楊氏合葬於首陽山（今河南省偃師縣西北），逗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地（《墓系銘》）而當時杜嗣業已經是淪落為社會的最下層，不但逗嗣業貧無以給喪地，而且逗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地，窮得像乞丐，不分白天黑夜的辛苦逗焦勞地，靠打工謀生，連文化人都談不上了。杜嗣業來請求時任江陵士曹的著名大詩人元稹作墓誌銘，對四十多年前的祖父家世回顧只能是大略而不會很精確。而就這個《墓系銘》簡略地敘其世系為：逗昔當陽城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地世系倒是簡略清晰，並沒有定杜甫的籍貫為鞏縣人。
那麽，現在正本清源，追問《舊唐書》記載原始依據是什麽呢看這個問題不難回答。編撰《舊唐書》時主要依據是《唐實錄》，實錄是宮廷史官根據朝廷重大活動的原始記錄，相當於檔案材料。但是，杜甫當時官職卑微，能進入《實錄》可能只有兩件事，壹是獻《三大禮賦》，二是唐肅宗時，上書救房琯。關於其生平記載不可能詳細。對杜甫籍貫生平方面記載另壹個重要來源就是墓誌銘。《舊唐書》依據的很可能是元稹撰《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因墓系銘寫到逗依藝令於鞏地，其家眷流落鞏縣，便在史書中演繹寫成逗徙河南鞏縣地了。如果杜甫把鞏縣認作故裏，死後也應魂歸故裏，歸葬鞏縣才是。可是杜甫卻葬於偃師首陽山，因為其遠祖杜預死後葬於此，所以杜甫死後四十多年後，其孫才將其也歸葬祖塋。
少陵原杜甫房屋田產考
杜甫是長安逗京兆人地沒有問題，再進壹步分析，杜審言壹生在朝為官，杜閑任奉天令多年終於任上，在京城長安應有居處產業，而且就應在其祖籍杜曲杜陵原壹帶。在唐代時稱逗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地，唐代杜曲杜家的名人輩出，如寫《通典》的三朝宰相杜佑，寫《阿房宮賦》的大詩人杜牧等。杜曲少陵原本是唐朝時高官顯貴聚居之地，當時在京城長安逗居大不易地，而這裏則更堪稱是逗高尚社區地的住宅區。可是，杜甫卻於天寶五載（746年）來到長安，不久就住進少陵原，並且在其周圍壹住就是十二年。
杜甫到長安後科舉不第、求官不成，窮困潦倒，甚至到了逗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地的地步，自稱逗饑臥動即向壹旬，弊衣何啻憐百結地，在杜詩中多處寫到自己所遭遇的各種各樣的生活窮困窘狀，卻從未在詩中說過租房賃屋之事，也沒有在這裏蔔居建宅修房之事，說明他是繼承有祖父和父親留下的房屋田產。這絕非筆者臆測，杜甫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中哭窮發牢騷時還寫道：逗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地以杜甫當時的經濟困窘狀態，不可能自己買田置產，只能是繼承著祖上的房屋田產。
杜甫為什麽會在逗杜曲幸有桑麻田地呢看除繼承祖業外，我們還得按照唐代初期的土地制度———逗均田制地去分析。唐代的逗均田制地是國家政府按等級來分配田地的土地制度。逗均田地分兩個層面，壹是對老百姓十八歲以上丁男，授口分田（按男力）八十畝，永業田（可傳後代繼承者）二十畝。老男、殘疾口分田減半；妻妾婦女及和尚、道士、尼姑都按人分有三十或二十畝田地。按此規定，杜甫在出生地鞏縣也按家庭人口應授有壹部分田地。可是均田制的另壹個層面是貴族及官僚授田規定。有爵位的貴族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授永業田壹百頃到五頃；職事官從壹品到八九品，授永業田六十頃遞降到二頃。朝中散官五品以上授永業田同職事官。武官還另有等級授田規定。同時官員還作為俸祿補充的職分田和補充辦公經費的公廨田，這兩種田不能繼承。僅就永業田而言，官比民占有的田地要多得多。此外皇帝對所青睞的官員還可以另外賜田。如給裴寂賜田千頃，李眅得賜田五十頃等；杜審言做朝官雖然品秩不是很高，畢竟是女皇武則天喜歡的大學士，即就是皇帝並未另外賜過田，僅其所授永業田也比民田要多好多倍，再者他完全有條件和理由從祖籍少陵原求得永業田產。及至杜閑官至奉天令（地位似應高於縣官），最低也是七品官，也應授有永業田。如果與鞏縣所授民田相比，則鞏縣所授民田完全可以拋棄或忽略不計。在唐高宗時還多次下詔嚴禁逗買賣世業口分田地（《唐會要?均田》），即嚴禁土地私人買賣。當然，到了唐玄宗時，多種歷史原因使逗均田制地已遭到壹定破壞，主要是官僚豪強兼並強買民田。所以連杜甫詩中都動過逗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地（《重過何氏五首》）的心思，只是無財亦無勢沒買成而已。而杜家在杜曲樊川少陵原壹帶屬天子腳下，再者，畢竟兩三代都是官，不是壹般草民。所以杜甫逗杜曲幸有桑麻田地就應是前代祖父和父親留下的永業田。有學者在關於杜甫的專著中為否定杜甫在少陵原有田產，甚至以杜甫逗歸山買薄田地詩句來否定逗杜曲幸有桑麻田地詩，認為是偽作。基實是因純搞文學史而不了解唐代土地制度———逗均田制地而想當然所致。唐代繼承逗永業田地是合法的，而買田倒是非法的。
如果說杜甫在這裏沒有房屋，自己修建房屋居住，那肯定會作詩文紀錄。比如杜甫流寓成都建壹個草堂，修幾間草房，便寫了《蔔居》《壹室》《堂成》《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茅屋貲》以及名滿天下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很多詩；別人在他修草堂時資助給壹點錢都寫成詩，在少陵原如果修房建屋豈能無詩看
杜甫在少陵原住的房產是什麽樣呢看杜甫在太子家令李炎來訪時作《夏日李公見訪》詩中說到自己居處逗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地，而逗類村塢地正說明不是壹般鄉民所住的逗村塢地，最多是相似接近而已。而逗僻近城南樓地也正是少陵原邊，與城南闕樓曲江相接處，是高官居住的好地方。當然，其祖父杜審言雖為朝官卻品秩不算太高，而其父杜閑為奉天令，給杜甫留下的故居房屋不會太好也可能年久失修有逗類村塢地之處，與周圍高官顯貴的豪宅相比已經破敗不堪，他才在詩中感嘆逗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地（《曲江三章章五句》），所以要移居南山邊了。
詩聖本人的認同感
前邊談到故鄉與出生地區別，其實還有壹個最重要的是本人對逗故鄉地、逗故裏地的認同感。如果在某出生地、或居官之地待久了，產生強烈認同感，也可以把這裏作為第二故鄉對待。問題是在詩聖杜甫的詩文中找不到把出生地鞏縣認同為故裏的記載———哪怕是當做第二故鄉也沒提到壹句。
相反，盡管在少陵原僅僅只待了十余年，這裏既是祖籍所在地，也是他的家園所在地，所以具有強烈的認同感。盡管杜甫在這裏生活得很不得意，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地，求官不成，窮愁潦倒。這既有朝政黑暗的因素，也有詩聖個人性格上的問題，可是他本人始終把這裏作為故鄉。僅從杜甫名號上就能說明這壹點。古人常以故鄉故裏的郡望為名號，來表明對自己故鄉故裏的逗認同感地；如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杜牧稱杜樊川等；甚至其詩文集也以故裏郡望命名，如《韓昌黎集》《柳河東集》《樊川集》等。可是杜甫壹直自稱逗杜少陵地、逗杜陵布衣地、逗少陵野老地、逗杜陵野客地，流落外地時便自稱逗杜陵遠客地，詩集也以《少陵集》命名。而從未以生地河南鞏縣郡望稱杜中州杜中原或杜鞏縣之類，也能說明杜甫壹直是以少陵原為祖籍和故鄉。
杜甫晚年逗漂泊西南天地間地時，感嘆逗杜陵遠客不勝悲地（《立春》），懷念逗故裏樊川菊、登高素浐原地（《九日五首》之四）、逗吊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地（《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壹百韻》）等大量懷念秦地故鄉家園的詩句，甚至在成都草堂安居七八年了還發出逗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地（《奉送嚴公入朝十韻》）的誓言。而在煌煌杜詩壹千四百五十首中，妳幾乎找不到他懷念出生地河南鞏縣的詩句，說明杜甫壹直把祖籍少陵原作為自己的故鄉。另外，在少陵原畔杜公祠中，清代所立《唐工部員外郎杜子美祠堂記》碑文，也認為詩聖故裏就是在這裏。
需要說明的壹點是，對於逗詩聖故裏地就在長安少陵原壹說，不是個人壹時之發現，也算不上標新立異，更不是與河南人爭拉什麽名人。因為不僅宋代、元代、清代都有學者認定杜甫籍貫是長安逗京兆人地，當代學術論著雖有持詩聖故裏鞏縣說者，但當代大學者中也不乏京兆杜陵說。如西北大學傅庚生教授在專著中就認定杜甫是京兆長安人；袁行霈教授最新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面向21世紀（大學）課程教材）寫到杜甫籍貫時，也改用了逗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市西南———本文作者註：應為‘東南’）人，生於鞏縣地的提法。本文只不過針對多種泛泛壹提的觀點將這壹問題集中凸現出來，並予以精確考證、全面系統化詳細論析而已。
綜上七個方面所述，把少陵原定為杜甫逗詩聖故裏地應毫無疑義。既符合正史記載，也符合杜甫對故裏的個人認同感；既符合宋元以降歷代大學者的觀點，也符合當代壹些杜詩研究權威專家的觀點與提法，連新版全國統編大學教材都稱杜甫是逗京兆杜陵人地，為什麽我們自己不能大張旗鼓地宣傳逗詩聖故裏地呢！杜甫壹生坎坷，詩風沈郁蒼涼、雄渾瑰麗，居少陵原十年在創作上正是黃金時代，詩作量大且多旺盛時期，詩如霞飛滿天。杜甫晚年還深情地說到逗憶在潼關詩興多地，其所作詩篇多以五七言古風，憂國憂民憂天下，如曲江池邊所寫的《麗人行》，在鹹陽橋頭所寫的《兵車行》，驪山腳下所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及《三吏》《三別》等，其中的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地更成為千古名句。正是杜甫在少陵原畔的生活和創作，奠定了他作為逗詩聖地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其詩作被譽為逗詩史地的堅實基礎，從而使他登上中國古代現實主義詩歌的巔峰。可是，杜甫逗晚節漸於詩律細地，追求逗語不驚人死不休地，他晚年流寓成都草堂數年，而那座被秋風吹破的草堂也名滿天下，成為旅遊勝地。但是，作為逗詩聖故裏地少陵原邊的杜公祠，聲名及影響卻相形見絀。現今西安大開發，少陵原大建設，要說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話，更應該認真打好逗詩聖故裏地這張文化牌，宣傳、擴大、提高杜公祠在全國的影響和知名度，使逗詩聖故裏地與曲江開發新區的大名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