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初秋，在北京各個學校開學之際，趙紉蘭帶著孩子們又回到了北京。她知道，李大釗的事業在北京，她不能不回去。她要讓李大釗不管何時從蘇聯回來，北京都有壹個家在等待著他。
此番回京，趙紉蘭沒有搬回令人寒心的銅幌子胡同甲3號，而是與李大釗的壹個朋友在邱祖胡同合租了壹所宅院。不久，她接到李大釗從莫斯科寄來的壹封信，要她給他買壹些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寄去，以在東方大學講課使用，同時還要她把他的皮大衣捎去。她知道，李大釗準備在莫斯科過冬。她盡管很想念李大釗，卻希望他越晚回國越好，她最希望的是李大釗平安無事。
不久，北京局勢發生重大變化。馮玉祥將軍發動軍事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緊接，馮玉祥又電請孫中山北上，廢除了對李大釗等人的通緝令。趙紉蘭沒想到局勢會突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心中充滿了喜悅。同時，她有壹種預感，李大釗用不了多久，就會返回北京的。果然，壹個多月以後，李大釗風塵仆仆從蘇聯趕回北京，出現在她和孩子們面前。見到李大釗，她欲哭無淚，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心寧神安。
李大釗回到北京，稍加休整就投身到緊張的革命工作中去了。為了全家人有壹個適宜的住所，他親自從府右街後坑朝陽裏4號找了壹所宅院。這個地方地理位置比較適中，並且比較僻靜、寬敞，令趙紉蘭非常滿意。由於馮玉祥把段祺瑞請出來重新執政，張作霖率奉軍長驅直入，使北京形勢又變得異常復雜。面臨這種形勢，李大釗為爭取國民軍，發展北方革命勢力，與黨內壹些同誌和蘇聯駐華大使館密切配合，多次做馮玉祥的工作，並親赴開封做國民二軍軍長胡景翼的工作。孫中山到北京後，他除了時常探視病重的孫中山，參加國民黨的政治會議，幫助孫中山處理壹些政治要事，又領導中國***產黨北方區委，發動各階層人士和廣大群眾建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抵制段祺瑞搞的善後會議。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勢力加緊分裂活動，欲在北京另立中央，使得鬥爭環境更加復雜多變。回國幾個月間，李大釗東奔西走，忙得馬不停蹄，趙紉蘭想方設法把家裏的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不讓他費壹點心。她知道，李大釗已經把自己的壹切都交給了革命，交給了黨的事業，她也不能成為革命之外的人，也要做黨的人。她沒有別的本事，只有讓丈夫壹心壹意去幹革命的事，不讓他為家裏的事情分心勞神；必要時，她要把全家交給革命，交給黨。她時時牽掛著李大釗所從事的革命工作，每當工作順利，鬥爭取得勝利，她就主動張羅包餃子，邀請很多人同李大釗壹起來吃。相當長壹個時間，趙紉蘭沒有少包餃子，只因這期間經李大釗和不少同誌努力，首都和北方的革命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1925年下半年，在南方國民政府成立並誓師北伐後，李大釗等人策動北方國民軍發動反對奉系軍閥的戰爭，致使郭松齡在灤州倒戈，直驅沈陽。與此同時，又在北京相繼發動關稅自主運動，搞起轟轟烈烈的“首都革命”，鬧得段祺瑞政府惶惶不可終日。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悍然下令向到國務院請願的群眾開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三·壹八”慘案。李大釗在慘案發生時，險遭不測，到後半夜才返回家中，叮囑了趙紉蘭幾句話，又匆匆離家而去。次日清晨，穿著灰色長衫的便衣警察布滿了李家的房前屋後。李大釗又被通緝，不得不隱身作戰。到這時，趙紉蘭已經意識到壹年多比較安穩的時光結束了，等待她的又是擔驚受怕的日子。但她感覺自己比兩年前成熟多了，不管有多大的風浪沖擊這個家庭，她都會鎮定自若、毫不驚慌的。半個月後，國民軍進入北京，趕走段祺瑞，搞垮執政府，李大釗才重新回到家裏。五六天後，奉直聯軍攻入北京，國民軍被迫撤到南口壹線。李大釗謝絕了國民軍保護他出京的懇求，搬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兵營，堅持留在北京繼續戰鬥。張作霖到北京後，獲悉李大釗尚在首都，立刻頒布了逮捕令。李大釗對此不加理會，在蘇聯駐華大使館營區繼續主持北方國、***兩黨的領導工作。就在這時，趙紉蘭又有孕在身。她見李大釗處境危險，幾次勸說他聽從黨中央安排，去南方工作，但李大釗堅持留在最危險的地方工作、戰鬥，不願把北京的工作扔下。她只好聽從李大釗的意願，盡力在生活上給予照料。1926年12月，趙紉蘭生下小兒子欣華。因李大釗不便回家，她把欣華抱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營區，讓李大釗與新出生的小兒子見了面。欣華滿月以後，她把嬰兒交給奶母照料，帶著兩個女兒去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營區，從生活上照料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們。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不顧國際法規，悍然派軍警到蘇聯駐華大使館轄區搜捕***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李大釗被捕入獄，趙紉蘭也被拘捕。李大釗被捕後，趙紉蘭僅在法庭上與他見了壹面。被囚多日的李大釗見到她，僅說了壹句：“這是我的妻子……”說她是個家庭婦女，壹同被拘留的星華、炎華是孩子，年紀都小，正在上學，“可以說，他們什麽也不懂，壹切都與他們沒有關系。”她知道，他是在為她和孩子們開脫，是在保護她和孩子們。當時，她見李大釗被折磨得不成樣子，哭得幾乎昏了過去。沒想到，法庭上這次見面竟成了永訣。到4月28日傍晚，她和星華、炎華被放回家中。到了家裏以後才知道，就在這天下午，與她結婚28年的丈夫——李大釗被處以絞刑，已經壯烈犧牲。當她看到刊登李大釗英勇就義消息的《晨報》時，壹連昏死過去三次。她抽搐不止，頭疼如裂，恨不得也隨之死去。
李大釗犧牲以後，趙紉蘭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創傷，身體每況愈下，成為壹個被疾病纏身的婦人。支撐她頑強地生活下去的，是兩大心事：壹是李大釗就義後，靈柩壹時不好安葬，被暫放於宣武門外的妙光閣浙寺，尚未入土為安；壹是孩子們太小，最小的兒子剛剛幾個月，她不能倒下。
當時，趙紉蘭感到最欣慰的是大兒子葆華那日到郊外春遊，躲過了牢獄之災。李大釗犧牲後，葆華被李大釗的朋友們秘密送到日本留學，這使她放下了懸著的另壹顆心。
1927年6月10日，趙紉蘭帶領星華、炎華、光華、欣華離開北京這個傷心之地，回到了樂亭老家。李大釗犧牲時，家裏壹貧如洗，即便反動當局不限令趙紉蘭和她的孩子返回原籍，壹家人也難以在北京生活下去了。當時，曾有人擬將她和孩子們送往蘇聯，她思慮再三，還是謝絕了這番好意。她不是不想去十月革命的故鄉，而是顧忌自己的身體在丈夫猝死之後壹下垮了下來，極可能壹去難返。
回到家鄉，房在，地在，親人都在，加上北京大學按月寄生活費，以及親友資助，壹家人的生活尚能勉強維持。家裏的生活有了著落，趙紉蘭的身體卻壹天不如壹天了。在得知李大釗犧牲的噩耗時，她急火攻心，滿口的牙幾乎都腫了，疼得直撞墻壁。回到大黑坨，還是老上火，不時遭受病魔的折磨。這樣壹來，使她的身體日漸羸弱，幾乎是煎熬日月，度日如年。
趙紉蘭本指望北伐軍早日打下北京，待紅旗飄滿古都時安葬李大釗。不想，蔣介石在李大釗沒有走上刑場時就背叛了革命，最終竊取了北伐戰爭的所有勝利成果；待壹年後所謂的“北伐革命軍”占領北京時，北京的局勢只是換湯不換藥，出殯的事只好壹拖再拖。
安葬李大釗的事情壹時難以辦成，趙紉蘭把整個心血又澆註在培養子女上。1929年夏天，葆華從日本歸來看望她，她叮囑長子要在日本好好學習，繼承父業。1931年夏天，她又托李大釗在北京的朋友，把星華、炎華、光華等送到已改稱“北平”的北京繼續上學。她要讓孩子們完成學業，繼而從事李大釗未竟的革命事業。星華到中法大學孔德學院上學後，半工半讀，於1932年夏天加入中國***產黨，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葆華在“九·壹八”事變發生後，輟學歸國，於1932年回到冀東參加黨組織領導的抗日救國工作，成為了黨組織的負責人之壹。當再次見到葆華時，她高興地掉下了眼淚，激勵他像李大釗那樣投身革命，不要惦念她和妹妹、弟弟。
等了壹年又壹年，熬了壹天又壹天，趙紉蘭見革命成功之日遙望無期，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百般無奈，只好求助北京大學出面為李大釗操辦葬禮。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是李大釗的老同事，與李大釗相交甚駕，他到處周旋，終於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默許。緊接，他又組織人發起募捐，籌集了壹筆殯葬費用。安葬李大釗靈柩的事情有了著落以後，趙紉蘭拖著病體於1933年春天義無反顧地來到北京。當黨組織派人找她聯系，商議把李大釗的葬禮搞成壹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時，她毫不遲疑地回答：“李先生是屬於黨的，他是為革命而死的，黨組織怎樣指示，就怎樣辦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壹定盡力去做。”當蔣夢麟派人提出別把聲勢搞大，走離浙寺較近的西便門出城時，她卻沒有同意。她堅持要從城裏走，她說：“李先生生前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又死得這麽悲慘，馬馬虎虎地出殯，我於心不忍！”
1933年4月23日，按農歷計算，是李大釗就義6周年的後兩日，李大釗烈士的公葬儀式在北京舉行。沿途送葬的群眾很多，黨組織借機組織青年學生搞起了示威。送殯隊伍行至西四牌樓時，遭到了國民黨軍警的鎮壓。當時，不少人被捕，殯儀隊伍被沖個七零八落。趙紉蘭又氣又恨，坐在騾車上看著這壹切。出殯場面被搞成這個樣子，她壹點也不後悔。她心中只有恨，對新的反動當局的恨，對破壞出殯的暴徒的恨。是日下午，李大釗的靈柩被護送到香山東麓的萬安公墓。在墓穴旁邊，她見到了地下黨組織派人送來的壹塊墓碑。墓碑上方刻了壹個紅五角星，內鑲鐮刀斧頭圖案，豎刻的壹行大字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誌之墓”，碑的背面刻的是對李大釗的革命功績給予高度評價的碑文。她感到無比欣慰，把這塊珍貴的墓碑看了又看，淚水流個不停。這碑作為墓誌銘，隨靈柩壹同埋在了地下。
安葬李大釗歸來，趙紉蘭壹臥不起。為慘死6載的丈夫送葬，她幾乎耗盡了心血。她知道，她到丈夫身邊的日子不遠了。在病危時，她很心安，臉上甚至浮現了難得的笑容。臨終前，她念念不忘的是送葬那天慘遭毒打和抓捕的青年學生，不時地喃喃叨念：“……那個孩子……血呵……報仇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