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實行租購同權，意在通過權益平等消解附著在住房或戶籍上的社會利益，平抑房價。而大中城市的現狀是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匱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權益平等意味著讓更多的人去爭取附著在房地產上的社會利益，這只能增加學校、醫療等資源的稀缺性。租購權面臨自我否定的困境。
面對高房價的壓力，房價和房租仍在上漲。
學區房的存在說明了兩個問題:壹是優質資源的稀缺，二是有足夠的高收入群體支撐學區房價格的上漲。無論學區房政策怎麽變，都滿足不了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因此，未來房價和租金價格將呈上升趨勢。現在讓租房者和產權人享受同樣的學區房入學待遇，結果很可能是房子賬面價值沒漲，租金價格卻大幅上漲，只是資源置換的形式變成了租金。
房價的走勢本質上取決於土地供應、人口流動和房屋本身供應之間的關系。在壹二線城市，住房供應短缺仍然是壹種常態，最終取決於整個供需本身的變化。三四線這壹波透支上去之後，會進入穩定發展期，很難繼續上漲。這種供應關系長期不會改變。所以“租購同權”對房價的影響非常有限。
對於大城市的租房者來說，無論從經濟價值還是社會價值來看，租房的性價比都在提升。此外，此舉將對提升包括租賃市場在內的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度有很大幫助，有助於抑制和打壓飆升的房價。
壹線城市難推行VS全國會逐步推行。
相比二三線城市，壹線城市的教育資源更是供不應求。從教育資源分布來看，廣州也可以承載符合條件的外來人口上學，其他壹線城市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所以推出“租購同權”政策的可能性較小。
作為起步，廣州的示範意義可能更大，也就是說這個政策很可能會在全國很多城市逐步推行。實施租購權的重點對象應該是“新市民”，即主要是流動人口和大學生。除了這兩個群體，我國壹線和重點二線城市的其他城市家庭都不存在明顯的住房問題，即使是城市戶籍的低收入家庭也不存在住房問題。
在專家的獨立意見中，其實可以發現幾點:首先，租購同權確實是“租購並舉”的進壹步推進，但真正實施起來仍面臨租賃房源供應、公共服務資源匹配等問題；其次，從專家的分析可以看出，最受關註的學區房的房價短期內仍有上漲的可能，“租購同權”仍難以立即抑制房價，但隨著租購同權的逐步落地，“炒房”將再次受到“打擊”。
為了探索適合中國的租賃市場模式，經濟學博士李巖分析了發達國家租賃住房發展的三種模式:政府主導模式、社會+市場模式和市場主導模式。
三種模式的應用條件不同:
政府主導模式適合人口和面積相對較小，資源配置較好，供需匹配較快的國家。
“社會+市場”模式適用於美國、英國等城市集中度高、產業集中度高的國家，這些國家要求住房租賃高度專業化、集約化，相應地需要更多的機構出租方參與市場運作。
“市場主導”模式適用於德國和日本。雖然城市集中度有壹些差異，但是產業集中度不高，住房租賃更多的是個人經營。
目前國內很多城市在土地規劃中已經考慮了租賃地塊的供應，“社會+市場”模式需要社會機構深度參與租賃住房的運營。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表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實現“住有所居”的小康夢，需要建立兩個體系，即以市場為導向滿足多層次需求和以政府為導向提供基本保障，構建幸福、舒適、安逸、廉價的住房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