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原文分析]
祥子曾經是個正直、熱愛生活的勞動者。小說壹開始，關於他的外貌的描寫，關於他拉車的刻畫，都寫得很有光彩，簡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勞動的贊歌。小說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繪祥子美好的內心世界。當他在曹府拉車，不小心翻了車，車給碰壞了，主人也給摔傷了；他引咎辭工，情願把工錢退給主人作為賠償，表現出作為壹個勞動者的責任心和榮譽感。在嚴冬夜晚的小茶館裏，他給老馬小馬祖孫兩代買羊肉包充饑，又傾註著對於苦難的夥伴真誠的關切和深沈的同情。這些段落，用樸實無華的筆墨，描寫了祥子好的品質。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這個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獄裏也能作個好鬼似的。”
然而在這個地獄裏都會是個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間卻沒有能夠始終成為壹個好人。隨著生活願望的破滅，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壹個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賭，他懶，他狡猾”，他掏壞，打架，占便宜，為了幾個錢出賣人命。拉車曾經是他唯壹的指望，後來卻憎恨拉車，厭倦拉車。連他的外貌，也變得骯臟了。小說結束時他已經淪為壹個行屍走肉般的無業遊民。而在祥子前後判若兩人的變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態度的改變。他從來不是壹個有覺悟的勞動者，更不是什麽英雄，但買輛車做個獨立勞動者的願望，畢竟在壹定程度上表達了對於命運的反抗，和改變低賤處境的努力，他不向命運低頭，他要強，他追求自己的理想。最後卻完全安於命運的安排，“將就著活下去是壹切，什麽也無須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著壹切侮辱與損害，而沒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剝奪掉的，不僅是車子，積蓄，還有作為勞動者的美德，還有奮發向上的生活意誌和人生目的。在這裏，美好的東西的毀壞不是表現為壹個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體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喪失殆盡，即精神上的毀滅。
人在社會中的生活，受著社會的制約。他的道路，是由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他所屬的社會地位，他與社會的各種聯系決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當時那個黑暗社會的生活畫面上，在他與各種社會力量的復雜關系中凸現出來的。他的悲劇，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產物。
最使祥子苦惱的，是無法擺脫虎妞的糾纏。他從壹開始就不願意接受這種強加於他的關系，想方設法避開她。雖然比起大兵和特務，虎妞沒有可以任意置他於死地的權力；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無能和無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別人管著。”這對於腐蝕他的生活意誌，打破他的生活願望，從奮發有為到懷疑自己進而自甘墮落，起了比前面幾次打擊更為嚴重的作用。
在這裏，階級對階級的壓迫，不是表現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經濟上的剝削，而是表現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殘和折磨。祥子不僅不能獲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無法拒絕自己所厭惡的。這些都充分地刻畫出生活的復雜內容和祥子的卑微處境，是全書最能表現出老舍特長的部分。
[點評]
《駱駝祥子》的成功首先在於它人物的成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胡適、劉半農、魯迅等作家都不同側面地寫到了人力車夫，但他們是以壹個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觀察和道德評價，對折個職業或擴而大之對下層勞動者給予同情或贊美。他們都沒有真正深入到壹個車夫實實在在的生活和內心中去。車夫這個中國近代城市化進程中所產生的新職業真正以豐滿的形象立足於文壇，是老舍的功勞。老舍筆下的祥子來自鄉間，帶著中國農村破敗雕敝的大背景，也帶著農民的質樸和固執。當他任準了拉車這壹行，壹心想買上自己的車。憑著勤勞和堅忍，他用三年世界省吃儉用，終於實現了這個理想，成為自食其力的上等車夫。可是，當時的社會，不容忍每個人有半點幻想。壹次次的被偷車，壹次次的夢想成為泡影，壹次次遭受生活的打擊，祥子開始厭惡拉車，厭惡勞作。生活作弄了他，他也開始遊戲生活，吃喝嫖賭，出賣他人換錢，祥子徹底墮落為城市的垃圾，變成壹具失去靈魂的行屍走肉。老舍通過這個人物寫出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對下層勞動者生活空間的威壓。小說中另壹個鮮活的人物是虎妞。她身上十足的生活味道，她的可鄙也可悲的命運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老舍將中國傳統的敘事方法融入外國文學的景物鋪排和心理描寫，使祥子和虎妞成為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人物形象。
《駱駝祥子》的另壹個特點是它濃郁的古都風情，市井氣息。老舍以北京為背景的作品都有這樣的特點，《駱駝祥子》偏重下層勞動者的生活場景，尤其是車夫的圈子，大雜院的生活。這些京腔京韻的北京風情為小說增加了不可代替的藝術魅力。
小說中不時閃現出類似的對“個人”主義鞭笞和否定：“他（祥子）是個還有吃的死鬼，個人主義是他的靈魂”，“為個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樣毀滅個人，這是個人主義的兩端”，由此表現出對“個人”主義的深刻反省。《駱駝祥子》的復雜性在於。作為壹部現代文學文本，壹方面它是由包括“個人”覺醒（個性解放）在內的中國近現代文化催生而成的，另壹方面它反過來表示了對這種“個人”意識的深刻懷疑。可以說，這部小說體現了中國三十年代乃至整個現代文化中“個人”（觀念）的處境。
在《駱駝祥子》中，當"立在人間的最低處，等著壹切人壹切法壹切困苦的擊打"的祥子，在所有的希望破滅、所有的路被堵住後，逐漸被逼入命運的死胡同。這時他開始"投降"及至完全墮落。我們發現，作者在這場"個人"與命運的較量面前表現出復雜的態度：壹方面他似乎以為，置身於強大的傳統習俗和社會現實之中，"個人"的力量是多麽渺小，無論個體怎樣掙紮、奮鬥都是無濟於事的，終究逃脫不了毀滅的悲劇，於是他讓祥子完全被命運擊倒了，從而體現出強烈的宿命意味。另壹方面他也無法徹底認同那種古老的因果觀，他借小馬兒的祖父之口說："鐵打的人也逃不出咱們這個天羅地網。心眼好？有什麽用呢！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並沒有這麽八宗事！……"由於傳統期待的因果報應並沒有出現，祥子終於在絕望中明白："劉四、楊太太、孫偵探--並不能因為他的咒罵就得到了惡報"。同時，在"個人"與命運較量過程的始終，作者對"個人"仍然是不信任的："他（祥子）是要強的，小福子是要強的，……壹領席，埋在亂死崗子，這就是努力壹世的下場頭"，"他自己，也不能因為要強就得了好處"。這樣，作者幹脆同時否定了因果觀和"個人"的努力。
由此看來，《駱駝祥子》在處理"個人"與命運的關系時，從整體上顯示出曖昧的氣息，作者既無法掙脫宿命的悲哀，又不能完全相信"個人"的力量。這顯然與作者老舍本人的"個人"觀念--對"個人"的疑慮態度密不可分；另外，深受中國市民文學傳統熏染的老舍，其作品中常留有這壹傳統"因果報應"觀念的殘余，也是導致《駱駝祥子》既不能認同宿命也無法清晰地為個人提供出路的原因。《駱駝祥子》表明，中國現代的"個人"觀念受到了壹種新的決定論的嚴峻挑戰，而這種新的決定論緣於具體歷史情景在作家視野裏的強行滲入。這就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充滿災難的歷史現實，像壹道最高律令高懸在作家們的頭上，使他們無法輕易言述"個人"的壹己悲歡，即使有所言述，也要越過"個人"去探究國家、民族的命運。正是內憂外患的歷史進程構成了中國現代作家的"宿命"，它逼促著作家們進行內心的乃至行動的選擇：或激憤，或低沈；或積極，或悲觀；或行走呼號，或避讓退縮，等等。這就導致了壹種深刻的矛盾：壹方面，五四以來"個人的解放"的使命尚未完成，另壹方面，持續不斷的憂患又沖淡著這壹使命的走向深入。在這種情形下，以"個人"為本位或中心的觀念難以為繼，且壹直處於卷曲的狀態，也是大勢所趨。而隱隱蘊含著"個人"郁苦的《駱駝祥子》在表現"個人"兩難處境方面，極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