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方面，疫情導致的公租房短期政策調整還在持續，北京多個區近期連續叫停了公租房項目的選房入住活動。另壹方面，上海、西安、武漢等人口流入較為集中的壹二線城市，近期陸續發布了重磅的公租房調整政策，涉及公租房體系在保障群體、收費模式、資金來源等多個領域的長期改革。
其中，武漢提出將公租房收費標準從“市場租金、租補分離”調整為按收入分檔的差別化租金。上海則提出進壹步關註公交職工、環衛工人、家政服務、快遞員的居住困難問題，籌建“宿舍型公租房源”。
“這些公租房政策調整體現的壹個重要改革方向是，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壹二線城市在財力有限的背景下，住房保障體系的重點開始從滿足戶籍人口住房需求，轉向滿足常住人口住房需求”，住建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顧雲昌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疫情短期政策不斷
北京突如其來的疫情反復，讓當地迅速調整了公租房政策。6月19日，北京市昌平區發布公告稱，6個公租房項目、215套房源的選房快速配租登記工作結束，但選房工作將延期開展。此前的6月15日，北京這壹輪疫情最嚴重的豐臺區，最早叫停了5個公租房項目的選房入住活動。6月17日，朝陽區跟進叫停了1處公租房項目的選房入住活動。
另外，北京已運營的公租房項目也加強了防控。6月17日，北京所屬61個已運營公租房項目開始全部實行園區封閉管理，嚴格落實測溫、查證、驗碼、登記等措施後方能進出公租房小區。目前，北京實現精準封控高風險小區的措施，並未對所有小區封閉管理，相比之下，公租房小區的防疫措施馬力更足。
實際上，不僅是北京，也不僅是加強管理，在疫情防控最緊張的2月和3月，多個地方都發布了以租金減免為核心的公租房的相關政策。
根據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的消息，為緩解中低收入家庭面臨的生活困難，廣州、深圳、佛山、韶關、惠州等地為14萬戶保障對象減免公租房、直管公房、人才住房租金3.26億元，政策涉及住房困難群眾約45萬人。其中，廣州住保辦的消息顯示，2-3月廣州對超過7萬名公租房租戶免收兩個月租金，總金額逾8700萬元。
而在陜西，3月中旬，西安出臺政策減免市區兩級所有公租房、人才房3個月的租金。寶雞也在當時提出，在陜西省疫情防控期間，減半收取承租市本級公租房（廉租房）住房租金。
更多城市則選擇了“定向減免”。浙江提出將對有住房困難的防疫壹線人員予以重點幫助。其中，對承租公租房實物房源的，減免1至3個月的租金。而從結果來看，杭州5月發布數據稱，疫情期間減免參加疫情防控壹線的醫護、環衛、公交、物業4類行業市級公租房保障對象。另外，廣西南寧、山東東營等地，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
對此，多位受訪人士均向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由於公租房的入住家庭以中低收入群體為主，抗風險能力弱，受疫情影響較大。因此，作為我國住房保障體系的重要壹環，公租房體系成為了地方在疫情期間的重點關註領域，短期租金減免等措施頻頻出臺。
中長期政策走向有變
除了疫情導致的短期政策，從中長期政策來看，近期各地頻頻出臺公租房政策文件，從擴大保障對象、差別化租金收取、公租房調換互換等多個角度，完善公租房體系。
除了前文已經提到的武漢等地，5月底，西安出臺公租房新政，擬將住宅用地強制配建壹定比例公租房，改為開發商按住宅用地起拍價的10%繳納配建資金，主管部門易地集中配建公租房的模式。
西安的政策變動被認為有著標誌性的意義。顧雲昌認為，近年來，住宅用地出讓配建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成為不少城市的選擇，壹些城市還采取了在土地出讓時“限地價，競保障房面積”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實踐中被發現存在壹些問題，壹方面，“競保障房面積”的模式變相提高了地價；另壹方面，住宅社區配建公租房等保障房後，在物業管理、公***服務配套等領域也出現了壹些問題。西安的這種模式，既能解決公租房的資金來源問題，也在壹定程度上避免了類似問題的發生。
不過，最受關註的還是上海的政策。6月19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明確，2020年上海將新增公租房供應1萬套，並進壹步關註公交職工、環衛工人、家政服務、快遞員的居住困難問題。今年下半年將啟動試點，通過對公租房的拆套使用和“宿舍型公租房源”的籌措，提供“壹間房”乃至“壹張床”的有效供給，來緩解基礎服務行業人群的住房難問題。
對此，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上海的政策規定具有非常強的民生保障導向。“宿舍型公租房”的內容，過去全國各地確實沒有提過，是上海首次提出的概念，對於完善和豐富政策性租賃住房的內容有積極作用。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在過去各地公租房推進過程中，存在著部分資源錯配和扭曲浪費現象，這導致整體的推進受阻。上海“宿舍型公租房源”、拆套使用的嘗試，是把公租房市場更加細分的舉措，嘗試用更加具象的、更加有針對性的供需關系，和更加對接的方法來應對低收入階層的住房需求。
宋丁表示，不僅是上海，深圳近期也有了不限學歷和戶籍的公租房正在配租。此類針對行業和群體的公租房政策，擴大了公租房的保障對象，對於深圳、上海這樣常住人口遠大於戶籍人口的城市，意義尤為重大。相比於僅僅依靠戶籍、收入等過去常用的平均化指標，“這是走向公平的壹個制度設計”。
但顧雲昌也指出，這樣的嘗試更適合於人口流入、常住人口住房需求大的壹二線城市，對於更多甚至還處在人口流出狀態的三四線城市而言，還是要因城施策，不能壹概而論。
(作者：宋興國,蔣莎莎 編輯：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