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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秋雨
壹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壹千三百年之久，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確是中國歷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傑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終認為，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人類各大古文明中唯壹沒有中斷的特例，科舉制度起了最關鍵的作用。
科舉制度的諸多毛病，其實從壹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復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二
我們可以設想壹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壹個真正的大問題。
世襲是壹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壹代做了官，下壹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采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社會中也局部實行，稱之為“恩蔭”。
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壹是由於領導才幹不可能遺傳；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襲由於過於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
壹個貴族，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裏漸漸成了壹個人才倉庫，什麽時候要用了，隨手壹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裏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壹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系，但是養和被養的關系其實也已成了血緣關系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
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查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壹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壹樣，如果沒有壹個起碼的標準，壹切都會亂套。妳說這個好，他說那個好，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為了克服這種毛病，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壹來，相對統壹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壹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作為推薦的主要標尺，那麽這種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不想最後拿出來壹看，重要的官職全都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裏。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盡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壹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妳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壹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
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壹種空前的親和關系，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占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三
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壹系列可怕的悖論。
首先是整個社會心態因它而發生了變異。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提供可能，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壹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裏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其他選擇的人們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妳死我活的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
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壹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壹段歷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註重表層禮儀，好好的壹件事情總被極度誇張的方式大肆鋪陳。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壹批人考上，慶賀壹下是應該的，但不知怎麽壹來，沒完沒了的繁復禮儀把這些被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
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壹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裏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壹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壹種謀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壹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馬蹄在身邊躥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裏，昨天還客氣拱手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仆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壹種傳言，如能討得壹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討壹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裏想著如何回家。
壹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理上都千難萬難。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壹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妄面羞君面，
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
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
四
科舉像壹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壹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篩的種子給顛蔫了、顛壞了。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壹，伺機心理。
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壹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
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壹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華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麽素凈，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麽祥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壹個機會。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壹切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提煉成壹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樣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暗示懷才不遇。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壹，那就是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墻態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墻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壹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
是的，壹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學術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有偶爾閃光，卻無法貫串生命。
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壹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既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壹用是書生”，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壹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得沒有支點，圓通得無所作為。
其三，矯情傾向。
科舉考試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須割舍親情牽連，讓全家男女老少壹起投入沒有期限的別離和等待。壹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考不上。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後來這些人互相間構建起壹種價值原則，只有鐵石心腸的男子才會被看成胸有大誌而被充分贊揚，那就全然走向了矯情和自私。
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壹項就是要壹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
我曾註意到，當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進士，壹高興就到長安平康裏的妓院玩樂。平康裏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壹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褪色，唯壹剩下的優越只不過自己是個男人。
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壹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壹壹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壹點?幸好發現壹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壹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壹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這位進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實頗為高貴。因為他把功名、官職全都放到了愛情之下。與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虛假了。
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格扭曲外，科舉制度還不得不對考生進行壹次嚴重的人格汙辱，那就是壹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從宋代開始的。在宋代，朝廷實行嚴格的文官制度，科舉考試成了全國官吏的唯壹來源，競爭日漸激烈，反作弊也就當作了壹件大事。明、清兩代，這種制度越來越嚴格，哪怕僅僅是代壹位考生完成了試卷，他也必須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裏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薦，那麽，在清代就變成了驚動朝野的“科場案”，結果很可能是推薦者、受薦者、被薦者，連同全體考官全部處死，並全家流放，株連九族。
我曾參觀過壹個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展覽，面對那些實物，強烈感受到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間層層遞進的壹場智力競賽，而競賽的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微。
到清代，就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甚至還要查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北方無論是“春闈”還是“秋試”，都會遇到寒冷的日子，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襖裏挾帶，規定壹切進考場的羊皮襖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壹眼看去，考場內外壹片白花花，宛若紛亂的壹大群羊。
任何考試都應該反作弊，這沒有錯。但是，我們中國常常會遺忘壹個最重要的前提，壹切防範都不應該剝奪所有無辜者的尊嚴。當人的基本尊嚴可以被隨意糟踐，文化的意義又在哪裏?
五
科舉制度積累了很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它遇到了壹個新的時代。
十九世紀的中國，面臨著列強的船堅炮利，突然發現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這壹下，使科舉制度和中國文人壹起暈眩了。
壹千多年前當科舉制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壹個什麽樣的形象!科舉制度不就是要發掘更多的人才來為這個形象增色添彩的嗎，怎麽增添了壹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國上了科舉制度的當，還是科舉制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壹種莫名的歷史魔力的當?
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著商業文明。壹個人參加了壹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壹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壹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
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壹個有象征意義的歷史造像：壹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著，壹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仆役壹樣侍立著。這壹歷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麽，這些端坐著的人在十九世紀晚期是以壹種什麽樣的方式參加考試的呢?周作人先生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壹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壹塊木板過來，上面寫著考題，於是壹片喧囂變成了壹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麽寫八股文了。壹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壹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裏，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齊如山先生對此還作了壹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壹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汙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呆：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麽邪，要壹頭鉆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壹九○壹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中加中外政治歷史、藝學，四書五經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這個彎轉得既沒有基礎又不徹底，結果發生了很多並不輕松的趣事。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內容，有壹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侖塞進去了，而且把中國古代的壹位失敗英雄項羽與他作對比，成了壹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設，把拿破侖譯成拿破輪)。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麽跟得上呢?壹位考生壹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壹個行為短語：什麽人伸手去拿壹個破輪子。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當我在舒蕪、吳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讀到這則史料時，像其他讀者壹樣不能不啞然失笑。我想，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壹個破輪子，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喊聲鼎沸中，科舉終於被廢除。
科舉廢除後新式學校壹所接壹所辦起來了，這不僅釋放了壹大批原先已經走上科舉之途的讀書人如上文提到的齊如山、周作人他們，而且實實在在地造就了_大批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舉制度再延續壹些年月，那麽中國在二十世紀將會更加死氣沈沈、無所作為。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撐了中國千余年社會管理人才的有序選拔，維系了中華文化的有效延續，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
十萬進士，百萬舉人，都是我們的文化前輩。中華文化的大量奧秘都在他們身上。他們被汙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著中華文化在承受。因此，他們是我研究中華文化最根本的坐標。
不要糟踐他們，也不要為他們過度辯護。但是，由於他們傳代久遠，由於他們龐大的人數，更由於他們的基本功能，我們還是應該給予尊重。這也是我們對中華文化的整體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