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長期與父母分離。當他們心理迷茫，遇到學習困難，面對生活困難時，是否能從遠在數百甚至千裏之外的父母那裏得到幫助？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現狀如何，主要困難是什麽？這些都是值得關註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農村的留守兒童也越來越多。含山縣的雲韻(化名)就是其中之壹。雖然她只有5歲，但父母已經外出打工三年了，留下她和爺爺奶奶。老人沒有學歷，村子周邊也沒有幼兒園，不可能接受幼兒教育。平時，雲韻和她的朋友在村子裏玩。她的爺爺奶奶在生活上很照顧她，她看起來很幸福。然而，如果有人問起她的父母，雲韻會轉身抽泣...
孩子們渴望父母的愛。
北京農婦文化發展中心、農婦書店項目官員高月琴是安徽人，雲韻是她親戚的孩子。高月琴告訴記者:“在我們老家，大部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城市裏收入相對較高、生活相對穩定的並不多，所以只有少數孩子能隨父母進城。雲韻的爸爸媽媽壹直想把孩子帶在身邊，但是生活壓力太大，在城裏又沒人照顧，最後就留在家裏了。”據她介紹，有些孩子隨父母去過城市，但很快就被送了回來，原因是父母沒地方站，不能保護自己，或者工作忙，沒時間照顧。
留守兒童雖然有父母，但還是要接受“骨肉分離”的現實。高月琴說:“每次父母和孩子團聚，留守兒童都特別害怕父母，尤其是母親再次外出打工。在她媽媽離開的前幾天，雲韻抱著她的脖子睡覺，晚上經常哭著醒來，求她不要走。每年農歷正月初六到十六，在村口，每天都能看到孩子哭，大人哭，形影不離的景象。孩子們緊貼著大人，很容易被拉開。大人們壹步壹步回頭。這令人心碎的壹幕，特別讓人難過。”
學校裏有家長送妳上下學，學校裏有老師諄諄教誨，家裏有家長呵護妳。委屈的時候可以跟父母說。這是每個孩子都向往的家庭生活。然而，這些對於留守兒童來說，簡直是奢望。壹年只能和父母住幾天，打幾個電話，甚至壹年難得見壹次面，留給他們無盡的對父母的思念和對家的思念。
“話匣子”變成了“悶葫蘆”
很多留守兒童從小就與父母長期分離。由於常年享受不到父母的關愛，大多數留守兒童缺乏安全感，性格內向、膽小、自卑，不願意與人交流。高月琴的兒子張越(化名)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2003年，高月琴外出打工，還在上小學的張越留在家裏和爺爺壹起生活。再見面時，她發現兒子以前幹凈勤快，自己洗衣服做飯的好習慣都沒了，這些都是爺爺做的。我的兒子變得又懶又臟。曾經甜言蜜語，能說會道，被人稱為“小話匣子”的兒子，變成了“悶葫蘆”。高月琴發現兒子對自己越來越陌生。他平時給家裏打電話，兒子話不多。像個“觀眾”壹樣，他提問，兒子回答得很幹脆，有時還刻意回避。問什麽，只說壹句“我知道”，或者幹脆說壹句“嗯”，壹對曾經親密無間的母子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麽，彼此之間的溝通出現了障礙。此後，高月琴堅持每個月給兒子寫信，也請爺爺、叔叔、阿姨幫他了解孩子的內心，以便找機會和兒子交流。雖然她做了壹些努力，但是效果並不明顯。
高月琴深有感觸:“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精神上很孤獨。很容易在心理上和父母產生距離感，感情變得生疏，對性格產生不好的影響。”應該說，高月琴還是壹個比較關註孩子心理變化的家長。她在努力理解兒子，希望能靠近孩子的內心，但空間的距離讓她對兒子的教育遙不可及。據了解，我們身邊很少有像她這樣的農民工父母，他們更多的是整天忙於謀生，忽略了對孩子心靈和情感的關愛。
玲玲(化名)曾經是壹個活潑愛笑的小女孩。父母外出打工壹段時間後，她有了明顯的變化:遇到親戚熟人，總是低著頭回答；如果有陌生人來家裏，就躲在另壹個房間不要出來。高月琴多次要求玲玲的父母帶孩子壹起走，但他們壹方面覺得帶出來很麻煩，另壹方面也沒有意識到長期分離對孩子心靈造成的傷害。在玲玲父母看來，孩子能吃飽穿暖，生活有人照顧，自然就長大了。
留守兒童多由爺爺奶奶或家裏親戚監管，在家庭教育中容易走向兩個極端:壹是溺愛，各方面包辦；二是對孩子漠不關心或縱容孩子的不良行為，導致孩子養成不良行為習慣，導致留守兒童有兩種傾向:壹種是自閉、內向、不合群；二是叛逆型，暴力沖動，情緒不穩定，自律性差，叛逆心理強。
對於這些現象，很多農民工家長根本不知道從哪裏開始引導孩子的心理，也不知道如何對孩子進行正確的家庭教育。他們經常使用棍棒，而不是溝通和指導。久而久之，孩子學習意識松懈，成績落後，失去自信。
物質補償代替精神補償。
很多農民工家長總覺得自己離開了很久，虧欠孩子很多。他們往往想到的是用物質補償孩子。在高月琴的家鄉，在農民工父母與子女團聚的日子裏，購物是壹項重要內容。有些學齡前的孩子和父母壹起去超市，父母讓他們想挑什麽就挑什麽。有的孩子把所有東西都扔進購物籃，能買幾百塊。大壹點的孩子應該買名牌的鞋子和衣服，父母應該盡量滿足孩子的要求，哪怕是不合理的要求。很多家長覺得，在外打工掙錢，就應該讓孩子吃好穿好。
這種現象在農民工家長中相當普遍，他們在孩子的教育上往往物質投入多，精神關懷少，尤其是那些成為雇主、包工頭的農民工，家庭收入比較高，容易養成孩子花錢大手大腳的毛病，卻很少從心理上、情感上關註和教育孩子。不僅如此，壹些家長“暴富”後強調玩樂、享樂的態度，阻礙了孩子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這對孩子是致命的。
農民工家長忽視對留守兒童的精神關懷和心理溝通的另壹個方面是，家長沒有與家庭、學校合作，共同教育孩子的意識。高月琴說，在她安徽老家，學校老師很少和家長取得聯系，家長也很少主動給學校老師打電話了解孩子的情況。很多家長認為，送孩子上學就等於送孩子去“保險箱”。培養教育孩子是學校的職責，能否成才取決於老師和孩子自己。家長不知道孩子在學習中遇到了什麽困難，有什麽心理困惑，更談不上有效引導，這無疑導致了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封閉。
註重成績，忽視素質教育。
壹項調查顯示，大部分農民工父母的文化程度主要在小學和初中。大多數父母去城市打工是為了掙錢供孩子上學。他們很看重自己的學習成績，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學以上，希望以後能改變命運。但由於家長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往往不理性，不科學。“大多數農民工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缺乏耐心和方法。幼兒學習成績下降，家長打罵較多；對於初高中的孩子，父母打罵的少了，不是嘮叨，父母打電話回來總是督促學習。父母還有壹個* * *特點，就是關於孩子的事情往往是大人說了算，很少和孩子商量，教養行為以威權為主。高月琴說。
高月琴發現，父母的價值觀會對孩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總的來說，父母懂事，孩子懂事。而有些農民工家長對孩子的性格、心理素養、工作能力、生活能力考慮的不多。高月琴說，兒子7歲上學時，她告訴他:“從現在開始，妳就是壹個大男孩了。妳應該自己洗書包和鞋子，學做飯。”在家鄉的河邊，我經常能看到他們母子。高月琴洗衣服，兒子刷鞋。村裏人看到了，有的說這個女人真狠心，像個後媽，讓這麽小的孩子幹活；也有人勸她不要對孩子那麽刻薄。
但由於留守兒童大多由下壹代的監護人或親屬照顧，大多是被安排代替，家長也覺得孩子不會受委屈。而且他們腦子裏還有壹個想法:只要孩子好好學習，將來壹定能走出農村，這比什麽都好。
孩子上高中，媽媽陪著。
目前，“陪讀”已經不是城市媽媽們的專利。在很多縣，也有來自農村的陪讀媽媽群體。高月琴就是其中之壹。兒子高二的時候，她曾經從北京回到安徽含山縣，租房子和兒子住在壹起。
當時促使她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兒子養成了壹些壞習慣，包括長時間上網，厭學。剛回去的那段時間，她想盡辦法糾正孩子，嚴格限制孩子上網，提了很多要求，兒子都接受不了。母子倆幾乎天天吵架，彼此非常疏遠。
過了壹段時間，兒子的學習也沒什麽起色。高月琴意識到，對待青春期的孩子不能直奔主題，她必須改變方法，巧妙地與孩子溝通。於是，她找了個機會和兒子聊天，想開他的玩笑，壹開始兒子對她不理不睬，甚至避而不見。高月琴還是盡量把自己當成兒子的朋友，陪他聊天。他在家裏討論壹切大事小事，尊重他的意見，並暗示他媽媽不強迫他上大學，但他是個男孩，應該懂得為自己的未來負責。慢慢的，兒子的態度有所好轉，有意識的控制了上網時間，學習態度比以前更加積極，成績也有了明顯的提高。高考，全班70多個學生，只有兩個考上了高等院校，其中壹個是張越。
高月琴說，在她的家鄉，陪讀並不是壹個孤立的現象。無論農民工的父母在哪個大城市工作，壹旦孩子上了高中，就會有壹個家長和更多的媽媽選擇回縣城租房子陪讀。有的靠孩子父親的收入維持生計，有的在縣城打零工。高月琴說，含山縣城雖然是個小地方，但這幾年房價也漲了不少，租房子也比往年貴了不少。家庭經濟條件允許的陪，經濟條件不允許的也陪。家長的想法是:犧牲三年，還要供孩子上學，看孩子讀書，做好後勤。永遠不要讓他們的孩子荒廢學業。父母這樣做是希望孩子將來考上大學或者大專，有更好的出路，徹底擺脫農民的身份。
“工作是為了下壹代，回來也是為了下壹代。掙錢照顧不了孩子，孩子也掙不了錢。”高月琴的話代表了所有陪伴她的母親的心。但是這種選擇也在壹定程度上給壹些孩子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感覺陪讀和高考就像壹場賭博。如果高考失利，家裏三年的辛苦就全白費了，我很對不起父母。同時，很多孩子從小與父母長期分離，在情感上與父母疏遠，也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父母逼著他們讀書或者學習，導致他們產生逆反心理，很少或者根本不跟父母交流，彼此之間很難拉近距離。孩子內心還是很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