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看城市:中國可能已經進入城市化後期
目前中國官方城市化率為51%，按照常住人口的概念計算。很多學者甚至認為，按戶籍人口計算，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這表明中國城市化的道路至少還可以持續20年(即城市化率達到70%)。但如果換個角度看城鎮化水平，到農村去考察中國的“農村率”，就會發現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很少，城鎮化率=1-農村率。城市化率低，是否意味著城市化率高？
“後城市化”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嗎？
大多數人認為城市化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在中國過去3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但從拉美和南亞這些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來看，經濟停滯，但城市化率還在上升。比如巴西的城市化率達到了80%，但是經濟卻長期陷入困境，人均GDP到了1萬美元左右就止步不前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1960的101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13個國家和地區相繼進入高收入行列。可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經濟增長到壹定階段就會遇到發展的瓶頸，而城市化本身只是工業化的結果，而不壹定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回顧中國30多年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的主要支撐是工業化，而工業化之所以能推進得這麽快，就是依靠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和行政主導的大規模基建投資，從而有效承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中國接下來將面臨許多困難。從企業層面看，低端勞動力成本剛性會上升，產能過剩，企業杠桿率上升。未來企業將面臨利潤率下降、投資意願不足的困境；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壹方面，不斷上升的債務水平制約了其投資意願，另壹方面，基建投資項目中盈利性項目的比重在降低，公益性項目的比重將繼續上升，這就需要更多的財力；從農民工的角度來看，過去30年政府和企業支付給農民工的報酬是很低的。現在不僅勞動力成本提高了，而且隨著農民工年齡的增長和子女在城市長大，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的教育、醫療、福利等公共產品。據筆者粗略估計，現在中國城鎮30歲以下的“窮二代”約占城鎮總人口的20%。
過去30年，政府和企業從勞動人口中獲得的更多，付出的更少，這可以從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中得到印證。那麽在接下來的10年，這兩個比重會掉頭下降，這也意味著全社會的儲蓄率會下降，投資率也會相應下降，從而進壹步減緩經濟增長。
有人說城鎮化會帶來更多的購房等消費需求，成為拉動經濟的最大內需。那麽，為什麽過去30年的城市化進程沒有讓農民工成為買房的群體？統計顯示，城鎮農民工自有住房率僅為0.7%，幾乎等於零。面對未來的高房價，農民工沒有購買力，只能依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產品。目前政府能提供的連城戶籍低收入群體，很難完全滿足。這意味著依靠城鎮化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不費吹灰之力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未來城鎮化率越高，政府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大。
比較成功實現經濟轉型並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省的城市化進程，發現其總體特征是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貧富差距普遍縮小，基尼系數在0.4以下，日本和中國臺灣省甚至在0.3以下。但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那些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貧富差距擴大了。比如巴西的基尼系數甚至超過0.5。中國2009年的基尼系數為0.47，呈快速上升趨勢，表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更接近拉美和南亞國家的特征。這應該足以引起警惕，即中國進入後城市化階段後，如果不能有效縮小貧富差距，不僅經濟增速會放緩，還可能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行政區劃體制下的城市化難以優化資源配置。
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三種模式:壹種是交通便利、資源豐富的優越地理環境自然形成的人口密集區；另壹個是經濟發達、產業集聚形成的經濟中心；第三種是通過行政權力建立的區域。由於中國地方政府擁有巨大的行政責任和權力，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復雜的。比如自然形成的城鎮，自古就有，無需贅述；東部經濟的發展導致中國近30年人口不斷向東部流動，但行政區劃管理體制下的行政城市化導致投資向西部傾斜。
10年來，批準了壹大批區域振興規劃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遍布全國各地。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以來，國務院就批準了21個區域振興規劃。盡管這些計劃都旨在刺激經濟增長，實現地區間的平衡發展，但過去的經驗表明，這些地區不斷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繁榮。例如，2001-2010年，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從16.37%提高到19.58%，中部地區從14.86%提高到17.14%。而東部地區從54.9%下降到今天的不足50%，但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不斷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並沒有帶來GDP的同步增長，說明大規模投資並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實現效益的提高。
更令人擔憂的是，行政區劃管理體制下的城鎮化不僅容易導致規模不經濟，還容易造成產業同構和產能過剩。從過去鋼鐵冶煉的鬧劇，到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的興衰，折射出地方政府爭奪資源、消耗財力換取政績的行政區劃體制屬性。
綜上所述，中國經過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問題和矛盾越來越多，所以未來的城市化進程應該是風險大於收益，困難大於機遇。特別是在縮小貧富差距、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需要挑戰政府財政能力的底線。此外，未來的城市化進程能否去行政化也很關鍵，否則城市化帶來的成本和壓力將比過去難以承受。所以，未來的城市化恐怕很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仍然離不開改革。
筆者發現，官方公布的第壹產業就業人數，主要是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被大大高估了。比如2011，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壹產業就業人數為2.66億人。扣除城鎮從事第壹產業的360萬人，農村第壹產業就業人數約為2.62億人。但在2.62億農村勞動力中，有多少全職從事農業勞動，有多少兼職從事農業勞動，官方並未做出解釋。但從農民純收入的構成來看，近40%的收入是工資性收入，這說明納入“第壹產業勞動人口”的很多人實際上主要從事非農職業，這部分人的數量在8000萬左右。筆者的最終結論是，目前我國農村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只有6543.8+0.6億左右，比官方數據少1億，未來可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勞動力也只有4000-6000萬左右。這意味著，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將基本結束，中國可能已經進入城市化後期。
這個結論可以找到各種證據:1，第壹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10%左右，雖然第壹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在過去30年有了很大的提高；2.持續的民工荒與學者對劉易斯拐點的討論：3.城鄉收入差距三倍以上，決定了農村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沒有理由繼續從事農業勞動；城鎮從事環衛、園藝等行業的低收入勞動者的老齡化現象也證明了農村老年勞動人口也向城鎮轉移。4.中國農民的平均年齡在快速上升，目前應該在50歲以上，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農業勞動人口的年齡。
如果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六個月以上)的概念劃分城鎮化，而是以“城鎮失業人口”加上“全國非農就業人口”除以全國總人口來估算城鎮化率，那麽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這也意味著，我們所期待的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城市化因素的推動力相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