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導演曾任臺灣金馬獎評委會主席，他作品四度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次數上僅少於六七十年代拿獎拿到手軟的李行。王童的代表影片首推臺灣近代史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和《無言的山丘》，這個三部曲與侯孝賢的臺灣歷史三部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加上拍攝時間上相近，堪稱影迷觀看臺灣電影的入門級必修。相較之下，1996年的另壹大成之作《紅柿子》顯得低調無聞，王童僅憑影片獲得了1996年金馬獎的最佳導演提名。那壹年的金馬已顯疲態，風光盡屬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紅柿子》最終只在最佳美術設計上有所斬獲，提名最佳女主角的陶述和導演王童都兩手空空，看起來影片並不算成功。然而日本著名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的個人十佳裏卻有《紅柿子》的壹席之地，它也是選單唯壹壹部華語作品。雖是壹家之見，卻也證明《紅柿子》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對王童的創作生涯來說，兩岸往來和解時期，第壹時間出現的影片就有《香蕉天堂》，《紅柿子》的出現恰好趕逢兩岸關系開始惡化，所以影響力被弱化。即便在時間跨度上，《紅柿子》與《香蕉天堂》有大部分板塊重疊，然而《紅柿子》的意義實在非凡，因為這是壹次帶有自傳色彩的階段性總結。王童謹慎梳理出的成長往事，大部分是關於姥姥和父母壹輩人。身為作者本人的王童卻被隱沒在人堆當中，充當不起眼的觀察者之壹。父親王仲廉於1991年入土為安，遺留給王童壹個機會甚至是責任去認真、全面地審視父輩。不同於侯孝賢早在80年代就破解了自傳的人生難題，王童只有拍完《紅柿子》，心口石頭方才落地。完成於90年代的《紅柿子》散發著熟透的氣息，晶瑩亮澤、紅艷欲滴。此後十年王童都沒有恢復到舊有水準，與臺灣電影壹般江河日下，無處談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