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島篇》說：“海南島人原本是從廣東、福建遷來海南島的移民的子孫，大概有進壹步尋求更好的居住地，不把出外打工看作是件苦事的習性吧。由之，南洋移住者中福建系統的人最多，廣東、客家也有相當的數量，具有能忍耐壹般的困苦貧乏，篤守鄉土的觀念，鄉土的凝聚力強，向家鄉匯款，對家鄉的公***事業的捐獻活動也極為熱心”。
海南熱帶農業的倡導者
海南華僑是海南熱帶農業的倡導者和領路人。他們的開創之功與艱苦的開拓，奠定了今日海南熱帶農業的基礎。
民國時期的學者已經註意到海南華僑對於熱帶農業的貢獻，特別是橡膠。民國時期的研究者指出：“我國能產樹膠之地，僅有瓊崖壹處……。年來出洋華僑，在外日久，習知樹膠之利，於是回瓊崖試種者不乏其人。最初著手者，為樂會縣之何麟書氏。於宣統二年（1910年）自南洋帶回樹膠種子及秧苗，在定安縣屬之落河溝地方，開設瓊安公司，辟地250畝，種植樹膠數千株。至第四年始獲發芽。……何氏之試驗即告成功，內地商人遂聞風興起。如那大之僑植公司、石壁市之南興公司、加賴園之茂興公司、鐵爐港之農發利公司，均先後向南洋購運種子回瓊種植，結果頗為良好”。
據資料記載，儋縣“全縣原有華僑私營膠園150家，主要集中於那大地區，解放前後***種植14萬株（4600畝）。其中解放前創辦的膠園37家，種植橡膠47000多株；解放後創辦的113家，種植橡膠9萬多株”。
由上述的資料，可以看出華僑在民國時期海南熱帶種植業形成中的導向作用。民國時期海南熱帶農業的形成，不僅是新的熱帶作物品種以及種植技術的引進，更重要的是，它是壹種區別於海南固有農業經營方式的新式種植園經濟模式。它的出現，可以看作是海南社會經濟近代化中的突出表現，是海南農業開始具有了近代企業化經營的雛形，對海南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民國海南商業開拓者
民國時期，海南社會經濟中的成分是海南華僑的努力。首先海南都市的形成中，華僑的匯款是支持海南都市發展的壹個重要動力。研究者指出：“海南島因華僑匯款而形成的非生產性的消費，進而產生了壹系列的問題。其壹，從本島薄弱的生產力之上，卻形成了顯而易見的商業繁榮，此點對於海口市、嘉積市、文昌等（城市）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作用。例如‘本島文昌縣到南洋謀生者，每年匯款的金額至少有四、五百萬元，其經由海口轉送，本島的錢莊幾乎都集中於海口市’。中轉的商業城市的發展（其中如海口市這樣）是其大者”。僑批業在民國成立後逐步發展，並在海口的商業有極大的比重，在1930年代就有33家，1947年有36家，在1953年12月還有36家，其中34家是解放前創立的。其中最早的“三盛”創立於1914年。
大量資金流動及華僑進出人數的增加，為海口市發展提供了動力，消費型都市得以形成。其中以百貨、旅店餐飲業為主行業比較發達。
筆者據《瓊崖實業調查團工商調查報告》所附“廣東海口市商會會員名冊”，進行統計：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月海口市有會員商鋪323家，其中旅店業23家，酒樓菜店業7家，合計30家，占商家總數量的9.28%；而據瓊崖實業調查團1932年5月的調查：海口市有572家商店，其中“旅店業24家”，“酒菜業12家”，合計36家，占商家總數量的6.29%；據日文資料《海南島》記載，海口市576家商鋪中，旅店、餐飲業有65家，占商家總數量的11.28%。商業企業中旅店餐飲業的發達，主要是以為往來於海口市與各地人員提供服務為目的。
其次，海南商業的資本相當的部分來自於華僑的資本。民國時期，海南商業的全力開拓者是海南華僑。如解放前乃至到1961年前，海口最高的建築是俗稱“五層樓”的建築，該樓由文昌華僑吳乾椿先生1931年投資50萬銀元建造，1935年竣工。該樓占地面積1684．4平方米，總建築面積8245平方米，樓高27.04米。壹層為餐廳及商業用房，二、五層為客房，四、五層的後進為電影劇院。民國時期海口商鋪保存到今日的為數不多，其中今日還在營業之“大亞旅館”（民國時期稱大亞酒店）是基本沿用原商號名稱的店鋪。此酒店上個世紀的30年代以前屬於樂會人何位川的永利公司，何氏在1931年5月在島內動亂中被海軍陸戰隊所殺，似乎此後此酒店的主人變為新加坡僑領王先樹，抗戰時期，日軍強占這個酒店，改名為“海南島酒店”，作為日本軍政要員來海南時的接待酒店。
到抗戰結束後，陳植在《海南島新誌》中記海口商業企業46家的名稱，其中有海南旅行社和海南企業公司，他說：此旅行社“由華僑及各界人士組設”；而海南企業公司的業務是“瓊崖各種經濟開拓業務”，負責人馮蔚軒，“為華僑及瓊崖人士集資創辦”。由此可見，抗戰後在海南經濟的困境中，海南華僑在這個方面的繼續努力。
海南華僑對海南經濟社會的影響，大致有兩個方面，其壹是壹般華僑匯款對海南經濟社會的影響，即僑匯的存在影響著海南經濟社會的消費與金融的平衡；其二是由僑匯演變出的經濟投資，包括僑匯變化出的商業投資和產業投資。民國時期僑匯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都很明顯，對海南經濟社會都有極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民國時期海南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動力之壹。
民國時期的海南經濟中，因本地經濟還是欠發達的情況，在進出口的貿易中，經常處於入超的地位。為了彌補對外貿易所出現虧空，僑匯是平衡入超的最重要手段。應當說在民國時期，僑匯的存在是維系海南島經濟社會不走向崩潰的關鍵。
“華僑是革命之母”
海南華僑以19世紀後半葉出洋者居多，以此海南華僑與祖國依然保持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他們關心國內的政治，關心家鄉的變化，並以自己的行動影響著國內政治，直至親身投入海南的政治、文化活動。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華僑是革命之母”。就海南革命而言，在整個民國時期都有華僑的身影，並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辛亥革命中，海南第壹個革命事件是所謂“番勇”進攻府城事件。羅文淹說：“革命黨受孫中山的指導，於1911年的冬間，組織以華僑為主而加上地方知識分子的百余人武裝隊伍，向府城進攻，結果沒有成功，但風聲所播，社會為之喪膽。這些起義軍當時叫‘番勇’，因為他們多數是從南洋回來的。南洋壹般人叫做‘番’，去南洋叫‘去番’”。
基於自身利益的保護，海南華僑對國內政治是極為關心的，這種關心不僅是表現在革命方面，也表現在建設之中。1932年陳漢光到海南，對***產黨領導的紅軍進行了全面的鎮壓後，召開“瓊崖區善後會議”。主要參加者有軍隊人員、各縣長、各社會團體，社會團體中包括海口商會、海南旅京同鄉會、海南華僑在東南亞各地會館的代表，後者提出了許多對華僑返鄉應放松盤查，給予便利的提議。
在抗戰時期，和全國各地的華僑壹樣，也是海南華僑極為活躍的時期，為抗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突出的表現有幾個方面，其壹是捐資捐款，支持海南島內的抗日軍隊；其二是救濟從海南島出逃的海南難民；其三是歸國，直接投身於海南島的抗戰活動。
海南華僑在民國海南社會中，特別是文化教育以及新思想傳播等方面，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其突出的表現是新式教育的興起與海南華僑的努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光緒十年（1884年），廣東海南島文昌縣的‘羅峰書屋’由地方人士和南洋僑胞捐資興辦”。
此外，在近代海南社會習俗，海南華僑的影響力也值得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