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義莊之創立與發展
皇佑元年（1049年），範仲淹知杭州。由於杭州與其家鄉蘇州相去不遠，因而得以與族人有較多的接觸。據範仲淹於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續家譜序》記載：“皇佑中（應為‘初’），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範府君墓誌銘》壹文中，範仲淹又說：“皇佑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範仲溫）議，置上田十頃於裏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5](P370)購買義田在是年十月，可知壹年之內範仲淹在蘇州為宗族做了兩件事：壹是續修家譜，壹是創置義莊。 這壹年，範仲淹61歲。
關於範仲淹創置義莊的動機，以往學者多認為出於範仲淹的公心和慈愛之心，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具體體現，同時又是宋代“收族”觀念的實踐手段。這種看法固然不錯，但更為重要的因素則沒有被揭示出來。我們不妨先看看範仲淹曾對子弟說過的這樣壹段話：
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余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6]（P863）、[7]（P1174）
對於壹個60余歲、為官數十年的老年高級官僚來說，與祖宗子孫同享富貴自然是壹種頗令時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卻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則是如何使子孫後代長保富貴。在為乃兄範仲溫所撰寫的墓誌銘中，範仲淹以“積善不誣，厥後其昌”[5]（371） 作尾語，即已透露出了這樣的信息。而其賢子賢孫們，也是完全能夠領會得出其良苦用心的。範純仁曾說：“先文正公置義田，非謂以鬥米疋縑使能飽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8]（1170） 範仲淹五世孫範之柔亦曾明確提出，創置義莊是乃祖“欲為傳遠之計”[9]（P1164） 的結果。南宋劉宰在為希墟張氏義莊作記時，曾引用了範仲淹的上述壹段話，並分析義莊創建的動機說：“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貧且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見，無論是範仲淹自己的言論，還是其後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將創辦義莊與子孫長保富貴綰連在壹起的。
由於壹些研究者只註意了義莊對貧乏族人的贍助，所以很容易將其視作慈善機構。但從範仲淹初定的十三條規矩中，我們即可以發現以下這樣幾條內容：
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每房許給奴婢米壹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裏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並吉兇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對於家中使喚著女使、奴婢的族人來說，顯然原本就是沒有“寒餒之憂”的。至於“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暫不領取俸祿，也不應有太大的生活問題。範仲淹對他們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範圍。何況對其他族眾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達到了衣食無憂的程度。明顯具有慈善性質的條款，僅見壹條：
鄉裏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饑不能度日，諸房同***相度詒實，即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
可以看出，義莊的慈善性質並非主流。範仲淹的主要動機是為家族長保富貴提供穩固的物質基礎。這壹點，從範仲淹後人的行為中還可以得到明顯的印證。在陸續形成的續定規矩中，增加了對應舉士人的資助及義學方面的內容，以便“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9]（P1168） 牟巘在《義學記》壹文中說：“範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鹹備，意最近古。”[11](P1188) 為了長保富貴，收合族眾，加強宗族勢力，範仲淹可謂殫精竭慮。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範仲淹為宗族建設不吝錢財，但他本人生活卻十分儉樸。據說在他創置義莊的前夕，子弟曾勸他“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12] ，被他斷然拒絕。《宋史》說他“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誤。
義莊創建之初，範仲淹就已十分註重它對維持提高宗族勢力的長久作用。建義宅，設義學，續修家譜，制訂義莊規矩，草創之初便註意各種配套措施，考慮可謂較為周全。但範仲淹在義莊建成後的兩三年內，便去世了。義莊的鞏固和初期發展，主要是在範仲淹兒輩們手中完成的。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這壹點。
首先，義田規模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義莊的主體經濟勢力是義田，初創規模為1000畝，範純仁將其增加為3000畝。純仁“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壹，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14]（10293） 。其做法頗似乃父，但官位卻過之，因而能夠獲得更多的俸賜，從而也就更有條件為範氏義莊多做貢獻。
其次，義莊規矩在實踐中得到不斷完善，日趨嚴密。範純仁兄弟先後十次續訂規矩，分別為熙寧六年（1073年）、元豐六年（1083年）、紹聖二年（1095年）二月、紹聖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寧五年（1106年）、大觀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續訂壹次。由於是“隨事立規”，所以續訂的內容，多是根據實際需要而產生的，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如果說範仲淹的初定十三條“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基本上是賦予族人獲得資助權力的內容；那麽範純仁兄弟續訂的二十八條，則“關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對族人相關責任的規定。權力和義務的相互結合，必然使得義莊在管理上日趨嚴密。
再次，義莊規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從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範純仁上書朝廷，述說在義莊的管理中，“今諸房子弟有不尊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敕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子孫饑寒無依”，並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系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這壹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準。從此，義莊規矩以朝廷指揮作尚方寶劍，獲得了政治上的保障。範氏子孫將其刻石於天平山白雲寺範仲淹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16](P1160) 。
在兩宋之際的宋金戰爭中，範氏義莊受到了戰亂的沖擊。政局穩定以後，義莊已經是“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17](P1165) 。戰亂不僅破壞了義莊的壹些基礎設施，而且也使義莊規矩受到了沖擊，制度不能得到較好地執行，從而使義莊日益向著崩潰的方向發展。樓鑰《範氏復義宅記》對這壹情況做了如下敘述：
中更兵毀，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圮廢，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來範氏義莊的莊宅不僅受到破壞，而且為他人所占，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壹點租金。盡管田畝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種配套設施，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針對這種情況，範氏子孫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職的子孫，力圖加以重建。官至奉議郎的範公武，“念此有年，賫誌而歿”。其子範良器、範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慶元二年（1196年），他們正式開始了義莊的恢復重建工作。他們所做的第壹步，首先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但這壹步並不容易，因為有許多“不服者”不願遷出，範氏兄弟不得不“訴於郡、於監司，以至上達臺省”。由於提刑何異、太守鄭若容“鹹義此舉，力為主張”，才使得範氏能夠悉得故地。範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建壹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寖復舊觀”[15](P1171) 。這樣壹來，義莊的硬件建設便得以重新恢復。接下來便是制度建設問題，所以範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參定約束，加備於前”[17](1165) ，範良器還“親掌出納壹年，以為後式”[15](1171) 。他們還“經本州鏤給板牘，揭示義宅”。盡管如此，時任左司諫的範之柔還不放心，又學範純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頌睿旨劄下平江府”，保證新規舊約的執行。這壹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準。
慶元二年（1196年）以來範良器、範之柔兄弟對義莊的重建，在範氏義莊發展史上意義重大。它表明義莊經受住了社會動蕩的考驗，也表明範氏家族的核心勢力仍出自範仲淹壹系（即文正位，範良器兄弟為範純佑後代）。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南宋時期範氏義莊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的不斷提高。除了範之柔上奏獲準，義莊規矩的執行重新獲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還對範氏義莊給予了各種各樣的特殊關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壹是官府對義莊賦役的與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範之柔主持的《續定規矩》中，曾提到“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並應幹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問題。嘉熙四年（1240年），提領浙西和糴所認為“範文正公義莊乃風化之所關”，理應“與免科糴”，因此免除吳縣、長洲縣範氏義莊勸米***計九百七十三石六鬥二升。[18](PP1086-1087) 可見，義莊在經濟上享有賦役與免的特權，逐漸成為宋朝政府統治下的經濟特區。
二是地方官對範氏的優崇。南宋時期，範仲淹作為家鄉的先賢，成為地方官員進行社會教化的楷模。因此，歷任地方官無不對範氏家族和範氏義莊另眼相覷，多加優崇。鹹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潛說友有感於本府未有範文正公專祠，乃“事關風化”的要事，因此不顧財力“窘乏”，於範氏義莊之東建築範仲淹祠堂。在建成了“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後，又“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在範氏義莊附近建立的官方範仲淹祠堂，對提高範氏家族和範氏義莊的政治地位，無疑是有極大幫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屬親蒞”[19](pp1087-1088) ，可見，祠堂祭祀的儀式、規格，是很不壹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傳。由於範氏義莊的收族作用明顯，逐漸受到了理學家們重視。許多知名人士紛紛撰文，對義莊加以宣傳和褒獎。如劉清之“嘗序範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眾者隨力行之”[20](p12957) 。流傳至今的此類文章，北宋時僅有錢公輔《義田記》壹文，南宋時則有樓鑰《範氏復義宅記》、孫應時《範氏義莊題名》、劉榘《範氏義莊申嚴規式記》等文。此類文章的逐漸增多，無疑促進了範氏義莊知名度的不斷擴大，許多宗族紛紛效法範仲淹的做法，創建義莊，並借鑒範氏義莊的管理經驗。範氏義莊逐漸成為宗族義莊建設的楷模。
通過南宋朝野人士對義莊的各種特殊關照，範氏義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得以不斷提高。這既是義莊發展的表現，又反過來對義莊的穩定發展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範氏義莊在兩宋200余年的發展，盡管曲曲折折，並非壹帆風順，但畢竟逐漸穩定下來，在宋代的社會土壤中紮住了根。就這壹點而言，已可說是社會奇觀。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會現象已是“田宅無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權轉移之頻繁，時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壹年壹換家”[ ]（P494）之類的語言來加以形容。範氏義莊的發展，不但表現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聲望的擴大等方面，而且其田產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初創時為1000畝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領浙西和糴所與免科糴時，其規模為吳縣897畝、長洲縣2271畝3角，合計3168畝3角。
二、義莊對範氏家族的作用
義莊的創立作為範氏家族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壹座裏程碑，對宋代範氏家族的發展無疑起過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義莊贍養、團聚了大批家族成員。蘇州的範氏族人，均為範隋後裔，至北宋中期已經過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壹定數量規模，貧富分化也已非常嚴重。範仲淹雖出身於仕宦支系，但由於家世衰替，甚至“欲還範姓，而族人有難之者”，而不得不聲稱“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6]（863） 。義莊初建時登記在冊的族人數量為90口。當時的千畝義田“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霈然有余而無窮”[23]（P1169） 。此後，範氏家族人口不斷增多，義田雖經過壹些波折，但規模也在擴大，且逐漸穩定下來。至南宋時期，3000余畝的義田已贍養了數百口範氏族人。在範良器兄弟使義莊“巋然復興”之時，養活族人約四百五十口，與初創時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義莊的庇護下，的確有大批貧窮的範氏族人避免了流離失所、遷徙他鄉的命運，因為有著穩定的生活來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時，由於義田對“仕而家居”者同樣予以支助，所以又對許多仕宦者回歸故鄉產生了吸引力，從而團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員。而兩宋時期仕宦不歸故鄉是較為普遍的情況。就範仲淹壹系來說，出於仕宦的需要，子孫曾落戶於京師附近的許昌，盡管仍與蘇州的範氏族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受到兩宋之際的戰亂沖擊之後，不得不南遷。但與其他世家大族南遷後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遷的範氏族人受義莊團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於蘇州地區。南宋家鉉翁以十分羨慕的口氣說：“（範仲淹）立義莊，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範氏裔孫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見，義莊對範氏家族成員具有穩定而長久的團聚作用。
其次，義莊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範仲淹是以科舉起家的士大夫，他在為政過程中十分註重教育，所至各地，興學倡教，不遺余力。義莊創置的動機，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內。雖然在其初創時手定的規矩中尚無有關教育的條目，但在範純仁首次續定的三條規矩中，便已有了詳細的有關義學教師選拔和待遇的規定：
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壹貫以上即每石即支錢壹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眾所知者，亦聽選，仍諸位***議（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房量助出錢以助束修者聽）。
牟巘在《義學記》壹文中說：“範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鹹備，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壹定根據的。在家族內部，有教師，又有學校，自然使家族成員受教育有了方便條件。更重要的是，穩定的經濟來源，足以使族眾衣食無憂，這就為他們安心讀書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況家族內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費的。
再次，義莊對範氏家族成員的仕宦具有壹定的作用。範氏家族成員在教育中的有利條件，即已為他們從事科舉考試奠定了基礎。同時，範氏義莊還為實際赴考的子弟提供經費資助和獎勵，鼓勵子弟赴考。熙寧六年（1073年）的續定規矩中這樣壹條：
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壹十貫文（七十七陌下皆準此），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嘉定三年（1210年）的續定規矩，又根據實際情況做了如下調整：
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金。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壹百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值均克。其免舉人及補入大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度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更重要的是，義莊為家族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基礎，家族成員在日益加劇的社會競爭中有了壹個避風港。這就使家族的發展不至於驟起驟落，即使有波折，也不會使家族整體上衰敗到壹蹶不振的程度，而是總有重新興起的條件和機會。在歷史的短時段內，這種作用可能不甚明顯，處於壹種潛在的狀態中。但在長時段內，潛在的作用就會得到充分的體現。透過範氏家族在宋代的發展歷史，時人即已看出了這種作用。南宋劉宰甚至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何近時名門,鮮克永世；而範公之後,獨余二百年，綿十余世而澤不斬也?”[10](P580)
不過，就兩宋時期而言，義莊對範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維持作用，畢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計過高。北宋時期的範仲淹支系，對義莊的貢獻是主要方面。由於定居於中原地區的許昌，成員從義莊中得到的實際助益並不多。這壹時期範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於其他各種因素，如蔭補、婚姻關系、社交關系以及範仲淹聲望的影響等。經濟上由於有兩代高官仕宦所得的豐厚俸賜為主要來源，再加上範氏儉樸家風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沒有衰敗的跡象。南宋時期義莊的作用的確較為明顯，但範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維持仍是多種因素促成的。
應當加以註意的是，在宗族內部，義莊使範仲淹直系後裔基本上確立了族長的地位。元朝初年的範士貴，曾“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莊、義學勾當”，據雲“系先賢範文正公嫡孫”[26](P1089) 。方回在其詩註中提到的範氏族長範邦瑞[27](P994) ，亦被稱為範仲淹之八世孫。這說明，從增廣義莊的範純仁，到恢復義莊的範良器、之柔兄弟，再到異代鼎革後的範士貴、範邦瑞，範氏家族的領導人基本上是產生於範仲淹直系後裔之中的。由於在管理規矩中逐漸增加了各種對族人的懲戒內容，這些內容不但與族人的經濟利益相聯系，而且重要處罰還要“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義莊又為範仲淹直系後裔中的領導層實施家法族規提供了基礎。明人方苞曾說：“範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俯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範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見，義莊在教養、團聚族人的同時，也束縛、控制住了族人。
三、結語
兩宋時期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遷，使官僚家族長期維持已有的社會地位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依靠蔭補、科舉競爭、婚姻關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會地位壹般可以維持兩三代人的時間，但由於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其衰敗也是較為迅速的。義莊的創置，為家族提供了壹個基本的經濟保障，對家族地位的維持起著潛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範仲淹家族以科舉而興，又靠蔭補、婚姻關系等手段使家族獲得了進壹步的發展，創置和經營義莊使這壹家族在兩宋時期沒有徹底衰敗，維持了較為長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為宋代世家大族學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