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偉家族是香港乃至中國電影不可繞過的重要存在：黎民偉大哥黎海山、四哥黎北海都參與了香港電影事業初創；兩位妻子，壹個是 “中國首位女演員”嚴珊珊，壹個是“香港第壹個女主角”林楚楚；四子黎鏗是中國第壹個著名童星，聶耳的《賣報歌》就是為其所作；五女黎宣是香港著名演員，六子黎錫是資深攝影師，侄女黎灼灼壹生拍攝影片145部。
但論及對香港電影乃至中國電影的貢獻，黎民偉才是翹楚。他壹生傳奇，但始終低調謙遜，即便在香港，他的知名度也遠遜於孫女黎姿。1994年，香港第13屆電影金像獎將“最高致意獎”頒給黎民偉，贊之曰：“香港電影拓荒者，締造歷史第壹人”，2005年，位於北京的中國電影博物館揭幕，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選定五位中國電影開拓者並立銅像紀念，分別是任景泰、鄭正秋、黎民偉、夏衍、袁牧之。同年，第五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尊黎民偉為“華語電影的創始人”，2009年，香港電影檔案館舉辦了《黎民偉的足跡》專題展覽，內地亦有《黎民偉評傳》出版。在去世並沈寂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和他的家族終於得到了應得的尊重。
在《黎民偉的足跡》策展人吳月華介紹下，時代周報記者赴黎民偉六子黎錫家中采訪，黎錫曾於2003年編訂出版了《黎民偉日記》，近年來壹直致力於父親的生平研究。
《淞滬抗戰紀實》 記錄珍貴歷史
黎錫家中掛著壹幅“天下為公”，這是孫中山手書贈予黎民偉的。黎錫說，中山先生為電影界人士手書“天下為公”相贈，歷史上僅黎民偉壹人。
黎民偉的父親祖籍廣東新會，是從事貿易的富商。黎民偉在清光緒十九年（1893）生於日本，4歲喪母，6歲隨父返回香港，寄養在大哥家中，少時就讀香港著名的皇仁書院和聖保羅書院，孫中山、廖仲愷、陳少白、伍廷芳等是該校學生，黎民偉因此接受了東西方不同思想和革命思潮。
黎民偉16歲加入同盟會，17歲剪辮，18歲與同盟會成員***創“清平樂”劇社（辛亥革命後改組為人我鏡劇社），任演員，在香港學校、社區演出劇目，推動革命，亦用戲箱偷運槍械，支持廣州黃花崗起義。
戲劇的力量始終較小，黎民偉將目光轉向影響更為廣泛的電影，他潛心鉆研電影技術，在無任何資助的情況下，扛著笨重的攝影機械跟隨孫中山，記錄北伐，前後8年留下大量珍貴影片史料。1927年，黎民偉將這些素材剪輯成壹部長紀錄片《國民革命軍陸海空大戰記》，1941年底又經過整理編成《勛業千秋》。這部黎民偉嘔心瀝血的影片首先在香港放映，曾歷經炮火而幸免於難，輾轉運至大後方，在桂林、重慶等地多次放映，反應熱烈，後還發行到東南亞地區。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黎民偉立即放下當時職務，帶領攝影師和創作人員趕赴現場，又沿鐵路至蘇州，拍攝中日戰事實況。1937年的“8·13”，上海遭到日軍狂轟濫炸，黎民偉攜家人和創作人員，不顧危險，參加支持抗日賑濟難民的活動，用攝影機把這些活動和敵人暴行攝入鏡頭，後編成抗戰初期上海軍民團結抗日的珍貴影像實錄《淞滬抗戰紀實》。為記錄日軍暴行，從空中俯瞰地面情景，他不顧危險把自己綁在飛機上進行拍攝。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空中攝影。
1953年，黎民偉病危，雖然當時家境困難，他依舊托付妻子林楚楚將《勛業千秋》與《淞滬抗戰紀實》無償送往北京，他說：“這是我替國家拍的，不要收取報酬。”
和那個時期國外影人拍攝中國紀錄片大多集中在風景異趣相比，黎民偉的鏡頭更多對準了中國現實，除了人物傳記與時政要聞外，還涉及戲曲演出、公眾活動等。1923年初黎民偉東渡日本拍攝了《中國競技員赴日本第六屆遠東運動會》，1923年底又率羅永祥等人赴北平為梅蘭芳拍攝影片。
1928年，黎民偉以1925年拍攝的上海“五卅慘案”紀錄片為基礎，導演攝制了《祖國山河淚》。同年，擔任《蔡公時》的導演，描寫1926年5月3日“濟南慘案”。影片攝制中威逼恫嚇便不斷襲來，完成後租界禁映，黎民偉便拿到上海南市中國人聚居區小影院放映，大為轟動。無論從開始時間、題材廣度、影片質量等角度考慮，黎民偉都無愧於“中國紀錄片之父”的稱譽。
《木蘭從軍》 輝煌與衰落
走出黎錫位於香港天後廟道的家，吳月華帶著時代周報記者去尋找民新制造影畫片有限公司制片部原址。那時的天後廟前還是郊區，而如今放眼望去，只有壹棟棟半山高檔住宅樓，哪裏還有半點影棚印跡？幸好轉個彎，當年因民新公司而得名的“銀幕街”街名依舊，算是有所慰藉。
民新公司是黎民偉“電影救國”理想的起步。他在日記中寫道：“電影‘能對家對國’‘有莫大之補助力’、‘善用之，可以媾通文化，普及教育’。”1923年，黎民偉、黎海山兄弟及好友集資，在香港成立民新制造影畫片有限公司，額定資本50萬元，公開向社會招股。黎民偉先後任董事、監理、總理，並將天後廟前新建住宅廉價租於公司。公司斥巨資從美國購買電影器械設備，高薪聘用德國攝影師，但因港府阻撓，攝影場的申請久未獲準，不得已在廣州西關租房拍片。
民新是香港最早的制片公司，黎民偉將此前做生意賺的大筆收入投入其中。民新成立後的兩年間，攝制了壹部故事片和多部紀錄片，其中故事片《胭脂》由黎民偉妻子林楚楚擔任女主角，邁出港影重要壹步。《胭脂》連映10天，收入近萬元，在當時已是了不起的票房。
1925年5月“五卅慘案”爆發，黎民偉決定北遷，與李應生合辦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當時上海民新公司占地10余畝，器材先進設備齊全，建有玻璃攝影棚，擁有壹批有實力的導演演員，並設立學校培養人才，幾年間攝制了《玉潔冰清》等頗受歡迎的電影，並迅速躋身於上海幾大影片公司行列。
影片《木蘭從軍》的命運是民新公司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壹個縮影。壹方面該片制作精良、投資巨大，影片質量很高；另壹方面因制作成本高，不利於商戰，所以導致入不敷出。民新當時每部影片成本超出10萬元，而當時公司壹般職工月工資僅壹二十元。《木蘭從軍》劇組長途跋涉，至西北荒漠、湖北、河南、河北，再回到南京、蘇州取景，動用幾千人馬，搭建壹百多頂帳篷，場面浩大，歷時數月，實屬中國電影“大片”之鼻祖。但卻因天壹公司同類型粗制影片《花木蘭》捷足先登而票房大失，損失慘重，原定的眾多計劃也無法實現。
1929年，黎民偉赴北平與華北電影公司羅明佑合作攝制《故都春夢》，影片上映大獲成功，被譽為復興國片運動之“嚆矢先聲 ”，隨之又有《野草閑花》《戀愛與義務》問世，此三片“各地賣座特盛，破前紀錄”。黎民偉的電影事業也因三部片而進入鼎盛，他協助羅明佑經營聯華影業公司，則是其事業的輝煌頂點。聯華背景雄厚，資本充足，產銷壹體，下轄6個制片廠，並開辦歌舞班和電影學校，形成壹個龐大的電影集團和實體。影片除在轄下的二十幾家影院放映，還聯絡上海、香港、哈爾濱、廣州等地的影院公映，盛極壹時。
聯華在戰爭背景下逐漸衰落，1940年，黎民偉接管設在九龍的啟明制片廠，壹年多時間裏攝制了《情人四萬萬》《春色滿園》等近十部影片，整理編輯紀錄片《勛業千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敵機襲港，啟明廠毀於壹旦，也摧毀了黎民偉“電影救國”夢。
僅在民新的短短幾年裏，黎民偉便損失了私產40多萬元（按今天估值約壹億元），之後在聯華和啟明，他也不時拿出私產來苦苦支撐，以致妻子過生日只得清茶壹杯。抗戰期間，黎民偉在桂林時，田漢以詩相贈，其中有雲：“卅年銀壇苦鬥人”，算是道出了黎民偉的偉大與辛酸。
1953年，黎民偉因頸部腫瘤去世，僅留下現金22元和價值港幣6200元的財產。親友們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開追悼會送別他，十壹位電影前輩翹楚***同擬定，為黎民偉贈上了“國片之父”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