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以來，我壹直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徘徊，在成都杜甫草堂體會到了建築的古樸和園林的靜謐之美。在珠海的圓明新園，我看到了古典皇家建築、江南古典園林建築、西方建築渾然壹體的錯覺。在上海，我見證了上海中心大廈從奠基到632米的成長。然後回了老家南江縣，壹個山區小縣城。經過改革開放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紅塔新區百米以上的建築比比皆是。選擇在城郊結合部的壹個山坡上安家。夜晚，帶著眼睛的紅光和綠影從幾條河流的兩岸蔓延到公山山腳下。沿河而建的馬路上的燈光左右晃動，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晃動。這是壹道好風景。但是，時不時的，我還是會不由自主的高頻想起家鄉和平村的吊腳樓。
我家鄉的吊腳樓只是和西南很多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差不多，依山傍水。它並不註重左青龍、尤白虎、千蘇紮庫、後玄武，更不註重文學文化藝術的體現和傳承，在上個世紀集體經濟時代，大隊決定在瓦長梁上砍樹開辟百畝茶園，砍下的馬尾松堆在壹起無處安放，於是有人認為大隊船夫上岸後附近無處落腳。因此，場地位於和平場南側方向，坡度約60°，不占用壹寸耕地。距離清華河30米，最大洪峰接近底排柱基礎被淹沒的地方。大隊派來的石匠用麻繩滑到巖壁上鉆，木匠在架子上。過了壹個冬天，河邊的巖壁上掛了壹座能容納二三十個擺渡人的內廊吊腳樓。共工在水磨河和條子之間選了壹個地方系船下河，不管是在旺蒼下長江還是從重慶回來，然後徒手攀巖到這個吊腳樓。頓時人聲鼎沸，猜拳掌摑之後，天下議論紛紛。壹些人在吹噓如何在波濤洶湧的嘉陵江上劃槳。有人在認真溝通如何把船開出清華河上遊，那裏三江匯合後水量還很小；有人拿出從重慶買的遮陽傘討好老婆，炫耀；有的人還把從山裏帶出來的核桃栗子擺了壹桌子和別人分享。讓我們壹起喝酒，壹起放松。等激素消耗的差不多了，鉆進房間，用手撐起窗欞，再看壹眼拴在河面的小船，然後枕著山睡覺，鼾聲如雷。人越來越多，這個吊腳樓就成了壹個不掛牌的擺渡人俱樂部。隨著政和公路的建成，這裏漸漸冷了下來，直到最後沒有了擺渡人的蹤影。只剩下壹座吊腳樓，矗立在政和公路旁，問路時可以作為地名。
土地承包到戶後，十幾個鐵匠覺得離鎮上只有百米，不用交租金，地方寬敞。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搬自己的打鐵爐。從此以後，每次三六九，這裏大火肆虐，鐵匠就擼起袖子，掄起胳膊，或輕或重地揮舞大錘，砸在被炭火燒得通紅的鐵農具上。三下，五下，兩下，幾個大錘叮叮當當，然後加工出壹個棱角分明的農具，再放回爐裏燒紅，用鉗子夾出來放冷水缸裏壹會兒，這叫撲火(應該是淬火)。鐵匠在這裏堅持了幾年，用大錘為四面八方的農民敲出了無數種農具，然後經不住外出打工的誘惑，他拋棄了錘子去了城裏打工，在Xi安從壹個工地搬到另壹個工地。拿著錘子，我換了壹個樹枝木工。留下壹米多高的爐堆陪伴著日漸落寞的吊腳樓。
沒過多久，吊腳樓就被壹個村民看到了，於是和村裏協商買下來，改成房子。這家人搬進來後，在吊腳樓旁邊用半建半填的土地平整了壹個平臺，然後用青石鋪面當曬糧的堤壩。在大壩的巖石附近種了幾棵蘋果、桃子和山楂樹，壹個有特色的農家庭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條。本世紀初，這家人攢了壹些錢和食物，發現住在鎮上更方便。於是他們走到街上，蓋了壹棟四層的平房，磚混結構，火柴盒的形狀。這個吊腳樓又壹次閑置在清化河邊，就在高速公路旁邊。沒想到，這種無所事事的時光最後變成了徹底的荒涼。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期間，持續了兩次，倒塌了。隨著壹片塵土的飄散，飄離了河道，飄向了遙遠的天邊，只留下了政和公路的溝渠裏壹堆瓦礫和朽木。這些毫無價值的建築垃圾被水沖進了清華河。也許他們中的壹些人沈在了清華河的河底，或者被河邊的巨石攔住，迷失在了河邊的灌木叢中。也許有少數幸運的人越過三峽大壩，從長江口漂流到東海甚至更遠的海洋。留在原地的只有石匠鑿的石洞，用作吊腳樓的地基。建築被分割，每棟建築在河邊和地平線上都是安全的。
這幾年我日復壹日的在縣城生活，吊腳樓真的沒啥關系。但總有人問我老家在哪，我會淡淡地回答她(他):“和平鄉的”。有個好事者問:“妳知道吊腳樓嗎？離吊腳樓有多遠？”。唉，快要忘記的吊腳樓又出現了，問了很多次。其實心裏早就有了吊腳樓，腦海裏高頻閃過壹個模糊而難忘的吊腳樓，好像叫千株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