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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老板多大了?

國企領導的權力有多大?幾個案例可以看出:

金堂酒業公司董事長陳朝興炮制了壹套“招商引資獎勵”政策,將包工頭墊付的項目資金視為招商引資,給自己發獎金7.5萬元;以土地使用權貸款654.38+0.73萬元也視為“招商引資”,發放獎金654.38+0.2萬元。

長城特鋼公司第三煉鋼廠下屬的長通實業總公司和長通建築工程承包公司由第三煉鋼廠委派為法定代表人。65438+1996年5月31日,張明德利用清理長鋼三廠與兩家公司脫鉤的機會,隱瞞公司資產400余萬元。此後,張明德多次指使公司出納將隱匿的資產轉移到自己、親屬等私人名下。

2001年7月,川投集團成立成都高定律師事務所,時任政策法規處工作人員的謝誌偉被任命為高定律師事務所主任。此後,謝誌偉利用管理公共財產的職務便利,通過多次轉讓、偽造合同、虛假票據等手段,將川投集團劃撥的資產變為私人資產1150000余元。

以投資名義開辦“寄生”公司,轉讓國有資產,利用關聯交易轉移國企利潤,或借國企改制之機低價評估核心盈利資產,收購方直接獲利...盡管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制定了大量制度進行規範,但由於種種原因,改制工作中仍存在許多不規範之處。

“在沒有改制的國有企業中,領導擁有企業管理的決策權和執行權。國企領導是否廉潔,跟個人素質有很大關系,這是很危險的。”省社科院副院長周教授指出,對這類企業領導的約束來自兩個方面,即上級主管部門和企業內部員工,但兩者都有壹定的局限性:前者屬於外部監督,容易因為信息不對稱導致監督難以到位;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後,員工在企業用工中處於弱勢地位,使得內部監督在本質上被弱化。

對於已經改制的國有企業,在周看來,仍有必要加強監管。他認為,即使這些企業內部已經建立了壹套去中心化的架構,以前廠長負責制的制度慣性和思維習慣依然會在企業中決策。

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監事會和董事會事實上是不對等的。

2004年6月5438+2月65438+2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監察部、國務院國資委聯合發布《關於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政的若幹規定(試行)》,其中列舉了35種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可能損害國家和企業利益、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行為。“現在的任務是根據這壹規定設計相應的問責制度,有效防止國企領導不誠信。”會場內外,這種觀點成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