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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藝俱佳,舞如雪,唐代詩人寫的胡姬、胡舞是什麽?

隨著唐代商業的繁榮和中外貿易的空前盛況,胡姬在西域經營的許多餐館也在長安開業。由於外國的文化特點,西域女子比漢唐女子開放得多,所以年輕的胡女經常外出賣酒或待客。唐代稱之為胡姬,唐代人習慣稱之為“酒樓胡”或“酒胡”。胡姬所支撐的鋪面,專營別處的名貴葡萄和美酒,廳中多為年輕貌美的女侍,所以唐代文人更是趨之若鶩。除了“酒家胡”,唐詩中還有壹種以跳舞為生的胡姬。他們跳的舞俗稱“胡舞”。那麽,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他們的形象是怎樣的呢?

01李白,唐代胡姬詩人之壹,與西域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他6歲前住在碎葉的邊陲,後定居四川,直至成年。雖然仕途有所下滑,但風流倜儻的李白自然不會錯過訪胡姬之事。胡集賓館是他經常流連的地方。李白壹生寫了八首《胡姬詩》,他在《少年行為三首》的第二部寫道:

“武陵少年在金石洞,銀鞍白馬花春風,遍地花,笑入姬胡酒樓。”

詩中“金城”是長安城西的地名,是當時西域胡人聚居的地方。武陵少年白天在野外探春後,趁著閑暇騎著銀鞍白馬,來到胡姬所住的酒店赴宴。在這裏,姬胡酒樓和“黃金市場”在李白的詩中合二為壹,所以姬胡成了唐代長安遊樂場所的代名詞。

對此,李白在《白鼻小馬》中也即興發揮:

“銀鞍白鼻駒,綠籬泥錦。細雨春風落時,鞭飲胡姬。”

這裏的“小馬”是壹匹長著黃色毛皮嘴的馬。對於飲酒者來說,騎上胡加酒店的白鼻子小馬看起來更引人註目和愉快。詩中的青錦,顯然是飲酒文人的刻意裝飾。“春雨花落”與其說是季節的小挫折,不如說是飲者此時想起美麗胡姬而下馬的最好借口。

李白的兩首胡姬詩,情況並不相同。其中壹個帶著笑聲騎馬走了,另壹個帶著鞭子在春風和細雨中騎馬走了。但詩中的胡姬對飲酒者的吸引力並無二致,早已為當時的人們構成了壹幅幻想中的浪漫美好的畫卷。

李白還是含蓄的,但同時代的胡璋卻沒有同題《白鼻小馬》裏的李白深刻:

“為姬胡酒的底部,長著白鼻子的小馬。采蓮拋於水,郎壹為浮花。”

胡璋明確表示,胡姬以她的金漆門面吸引了許多白鼻小馬騎手,而那些通常去餐館喝胡的人通常不在乎酒,但“他們要的是飄花。”

相對來說,餐廳也能滿足那些飲酒者的需求。值得註意的是,當時能夠騎著白鼻小馬、坐在銀鞍上去姬胡的酒樓喝酒的武陵少年和長安客人,講究的是壹些體面的排場。因此,姬胡的酒樓即使不是“金窩”,至少也是壹個高消費的地方。唐代著名詩人何超在《贈酒店姬胡》中介紹了姬胡酒樓的奢靡:

“胡在大酒店,串管夜鄴鄴。紅毯掛月牙,貂皮披薄霜。潘宇的鯉魚,金頂正的羊肉。客不倦,聽歌賞世。”

何超在詩中坦率地告訴我們,姬胡酒店是壹個燈紅酒綠的地方,姬胡酒樓的規模絕非壹般小酒樓可比。雖然這個浪漫的地方可能不會充滿歌聲,但從弦樂團的盛況來看,壹定是座無虛席。

當然,對於那些相當有興趣的酒友來說,即使傾家蕩產,借錢也是值得的。唐代前詩人,嗜酒如命,有“鬥酒學士”之稱的王績,曾在《酒樓五首》中唱到:

“如果妳有客人,妳必須教他喝酒。沒錢就別賣了。妳來久了,會以餐廳為恥。”

詩人在這裏的意思是,正因為胡氏酒樓如此吸引人,酒客們才不愁錢袋子空空如也,喝酒時毫不猶豫,只求醉後邀功,最後還得在胡姬面前表現得又羞又窘。

由於酒樓的華麗布局,胡酒樓成為唐代許多文人雅士談論風月的最佳聚會場所。胡姬也因此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壹個浪漫之地的“情人”。難怪70多歲的楊巨源也在《胡姬詞》中唱道:

“閆妍照耀江頭,春風好客;當知妾慢熱,送酒給郎也是恥辱。杜翔過了可樂扇,成了竹樓;數錢憐腕,卻不能留。”

這首詩中描寫的胡光芒萬丈,有許多酒客和常客常來捧場。所以,在她的魅力裏,胡姬經常和壹些酒友扯上關系。這樣,胡的酒家不僅會斟酒,還會在竹樓上與壹些文人顧客有壹個隱秘的去處。當然,那只是胡姬業務之外的壹種“私下交易”。

胡舞在唐詩中描述的胡姬舞中,有三種最流行和最常見的舞蹈:胡騰、胡璇和折枝。這三種舞蹈起源於胡人最初生活的中亞國家和地區,其舞蹈特點是剛勁有力,柔中有剛,俗稱“劍舞”。李端這樣描述他在《胡騰兒》中的舞蹈:

“胡騰是涼州公子,膚如玉鼻。通布輕衫來回卷,葡萄長壹面掛。作為當地的聲音跪在帳篷前,為妳的舞蹈揮揮衣袖。壹個Xi的老牧羊人閉上眼睛看著,而夏洛的詩人臨摹音樂和詩歌。擡眉動眼踏在地毯上,紅汗與珠帽交換。醉了東斜西斜,燈前靴無力。圈裏所有的迅捷都要協調,反手叉腰如月。柊司突然放了壹首歌,哼哼唧唧地畫著眼角的頭發。胡騰格爾,胡騰格爾,我不知道我家鄉的路。”

詩中,胡姬在表演舞蹈時,舞姿幹澀,“揚眉動眼”,“反手叉腰似明月”,頗有中東民間舞的味道。除了舞步,還有胡姬飽滿的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看起來是醉步。其實旋轉中也有壹拍,“各圈都要沖。”這個舞蹈充分顯示了它的實力,所以就連年輕的胡騰兒都是“紅汗交流”。

詩中顯示胡姬在舞前說了幾句無厘頭的話,然後跳上鋪滿波斯花的地毯,揮舞著葡萄像帶,這是中亞的特產。“柊司突然演奏了壹首歌”於是《肉》上升到了壹種異國情調的藝術風格。

與李賀同時代的劉偃師在《王中吊腳樓看夜舞胡騰》中也有記載:

“石國胡爾人見少,蹲在像鳥壹樣跳舞。織成壹頂虛頂的帽子,壹件小袖子的細胡子襯衫。蒲萄的燈留在他的手裏,他想念西方。用寶環跳轉轂,使腳多彩,靴軟。四席無言,簫琵琶滿頭頂。鋪壹堆新地毯和新雪,輕輕地刷上紅蠟燭。酒柱舞時絲管斷,芙蓉花見西天殘月。”

胡騰的表演者對服飾和手舞帶都很講究,舞步和體態也很匆忙,透露出古代胡人遊牧生活的節奏。這當然與寒區生活節奏快有關,與農業文明所用的平和慢節奏的唐代歌舞大相徑庭。

在詩中的快舞中,舞者突然停頓,甚至若有所思地停頓:“我想念我的故鄉很久了”。壹段激情的快舞之後,舞者停下來了,但是快舞中的手腳協調、跳躍的技巧、形體與音樂的配合,壹定會取得相當的成功。所以“四席無言。”

舞畢,舞女左右輕彈,然後“輕花紅燭”,然後窗外西天見殘月。這時,激情過後賞心悅目,詩人又感到無奈,只好把別人的酒杯倒進自己的胸膛。胡璇舞和胡騰舞壹樣,是唐代天寶年間宮廷和民間流行的胡舞。白居易在《胡》中陳述:

“胡璇女,胡璇女,心要弦,手要鼓;雙袖提弦鼓,雪飄而舞,左轉右轉無止境。沒有什麽東西像人類壹樣,慢吞吞地跑輪子,晚紡鳳凰,最後再次感謝皇上,皇上略顯尷尬……”

胡璇舞蹈既要對弦樂有反應,又要對鼓點有反應,雙手用心,堪稱形神合壹,輕盈如雪。白居易用壹個簡單的比喻來說,這種舞蹈的速度就像壹股旋風,旋轉的時候就像“千轉萬轉已過”。其難度之大,之輕,感動了唐朝皇帝——“皇帝略顯尷尬”,以掩飾自己對胡的曖昧。

與前兩種胡舞相比,折枝舞是唐代詩人中最具創造性的壹種。無名氏在《哲人詞》的序言中說:

“健康的舞曲有壹個羽毛調,柔和的舞曲有壹個商業調,而這種舞蹈是以歌曲命名的。用兩個女生,帽子上套個金鈴,轉聲音。它也來了,藏在兩朵蓮花裏,花兒以後見。舞之同位,寶舞之子也妙。”

除了無名氏,唐代還有很多著名詩人寫過折枝舞,包括白居易、杜牧、劉禹錫、王建等等。劉禹錫在《觀者之舞》第二部也寫道:

“雉臨清鏡,十堰至遙津。妳為什麽穿長袖衣服去中國?身輕如無骨,觀者聳聳肩。歌回體,浪猶可觀。”

除了以上詩人對胡姬柔弱輕盈身影的描寫,詩人還特別描寫了胡姬的漂泊與憧憬。比如沈雅芝的折枝舞賦就叫:

“妳今天在清澈芬芳中遨遊,註意水中的光波。”

這種舞者的眼神,可以和元稹《胡玄女》裏的“南北東西”相提並論。當然,這是胡姬在舞曲中的表現。

中唐時期,相當多的著名學者在他們的作品中經常把胡姬作為歌唱的對象。不是沒有道理,單純的異國情調不足以解釋這壹切。唐人住在燕公館時,住在歌舞場所是壹種時尚。當時長安當地的藝妓大多不太會唱歌跳舞,但往往善於調戲和迎合。

此外,由於唐人崇尚時尚文學和高雅,對藝妓的評價標準更註重其才能、技能和談吐。比如當時的名妓薛濤,名揚天下,官員名流爭相與她交往,不是因為她出眾的身材和容貌,而是因為她是壹位傑出的才女和詩人。因此,才能是影響和決定唐代藝妓價值的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真正能歌善舞、色藝俱佳、熱心買單的,往往是從外地搬到長安的酒樓胡。李白詩中的胡姬,往往美不勝收,彈琴勸酒,手舞足蹈,目前詩人也要醉了。酒酣耳熱之後,胡姬也會自由起舞,這顯然是壹種消費的享受。胡集酒家吸引的文人不比這多,長安年輕酒客對它更感興趣。

唐詩中的胡姬不僅僅是壹個女性形象,更代表了唐、胡兩種文明從對立走向融合的過程,是人文與藝術的相互影響。從某種角度來說,胡姬在自己的文化體系中顯然是經濟上自給自足的,並沒有被困在唐朝的“男權社會”中。比如賣酒跳舞的胡姬,就獲得了文人對他們社會地位的認可。同時,唐代詩人也采用了理性而非貶損的藝術手法來描繪它。在這個層面上,唐代文化確實將西域胡姬逐漸同化為中原的生活和文化方式。

胡姬與唐代文學、歌舞的密切關系,經過200多年的鑄造和冶煉,最終匯入了唐代社會文化生活的熔爐。在絲綢之路到達中亞之前,當地的風俗從最初的異域文化轉變為唐代文人普及生態的部分。胡姬如壹棵根深蒂固的栗樹,植根於唐朝的深厚土壤,隨著西方文明的繁花盛開。經過長期的醞釀和實踐,他們帶來的歡樂舞曲逐漸滲透到唐代民間,被唐代文人廣泛接受。